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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论坛(2011)】专访北大艺术学院副教授周映辰:音乐创作需要丰厚的文化修养
日期: 2011-11-06  信息来源: 新闻网记者 朱亮亮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创作的这首《送别》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有着很高的传唱率,然而很少有人了解这首歌曲调的来源、创作的背景和李叔同的“学堂乐歌”。11月5日下午北京论坛(2011)艺术分论坛的讨论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周映辰所作的题为《从李叔同看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美学经验》的演讲,向与会者介绍了李叔同的艺术歌曲创作和他的音乐理念,通过李叔同糅合中西的音乐创作思考文化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周映辰的演讲指出,艺术歌曲在中国的音乐传统中,是一种新的音乐体裁,但中国的艺术歌曲又植根于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的土壤。李叔同凭借自身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底和丰厚的西方音乐知识,采用“旧词新曲”的方式,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中国艺术歌曲,形成与其他学堂乐歌“旧曲新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也构成了连接新与旧、融合中与西的独特而复杂的美学经验。

周映辰也指出,尽管中国人对《送别》耳熟能详,但李叔同的音乐创作及其所蕴涵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并不为人们、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李叔同的音乐理念,了解中国艺术歌曲的过去与现在,周映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学堂乐歌”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学堂乐歌”?这种体裁在目前中国的音乐教育中还是否存在?

周映辰:学堂乐歌是清末民初我国的新式学校开设的音乐课和课本中所教唱的歌曲,引进外来曲调,填上具有新思想的歌词,成为一种新的音乐样式。由于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体系已经比较稳定和成熟,无论是专业的音乐教育还是对西方音乐的研习都已经很深入,“学堂乐歌”在目前的音乐教育中已经不存在了,而成为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概念。

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的音乐教育就是从“学堂乐歌”开始的,因为从此开始推广了新式乐谱。中国传统记谱使用的是工尺谱,而这时开始使用五线谱和简谱,使学生接触到新的记谱法。“学堂乐歌”的曲调都是“拿来”的,如欧美的民歌等,填上我们的自己词,用新鲜的声音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歌词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为宣扬新型的教育理念而谱写的,因此当时的历史时期也成为我国音乐教育和学生知识构成观念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

“学堂乐歌”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音乐范围,在整个文化范围都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学堂乐歌,也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歌曲并不多,李叔同的《送别》可能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像《春游》等同样优秀的作品已经不为现在的年轻人熟悉了。尽管如此,学堂乐歌对我国音乐乃至整个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李叔同的音乐创作“使得中国音乐史从此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历史阶段”,这是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周映辰:这个“不可逆”指的是,自此之后,中国音乐创作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引入了西方音乐的许多元素。

记者:李叔同的艺术歌曲创作存在着用西方曲调的“精神趣味”来激活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国学精神的矛盾,您用了“吊诡”这个词?从审美上看,这种做法似乎是成功的。您怎么看待李叔同艺术歌曲词曲之间的“矛盾”?

周映辰:这种矛盾就是我后面提到的“张力”。李叔同在反思自己的《国学唱歌集》到时候曾说,“我国近出唱歌集,皆不注强弱、缓急等记号,而教员复因陋就简,信口开河,致使原曲所有之精神趣味皆失”,指出了我们过去的乐谱记录得太简单了,“强弱”、“缓急”等表情术语都没有。而“表情”是歌曲整个精神气质的表达,同样几个小节的旋律,唱得重和唱得轻两种处理方式,歌曲的气质就会完全不同。李叔同认为我们过去没有注重这些精神的表达,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此他要将《国学唱歌集》毁掉不再流传。他觉得应该严格遵守所使用的西方曲调的精神气质,来表达中国的思想,弘扬中国的国学,但两者是否能够吻合,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李叔同不一定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西式曲调的流畅度,适合当时的人去接受,于是就进行了这样的实践,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恰好赋予了他的作品以生命力。我们常说,一个作品的戏剧性越强,其生命力和吸引力也就越强。李叔同作品中词曲的这种矛盾也恰恰形成了一种戏剧性,越发使我们觉得这种歌曲融合了古典和现代,东方和西方,非常有值得品味的地方。

记者:李叔同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在书法、绘画、文学、篆刻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建树,您认为这对他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思想有哪些影响?

周映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早期创作中国艺术歌曲包括学堂乐歌的那一批作家用词都非常考究,从品质上与西方艺术歌曲的概念是相符的,即用简单、诗意的歌词来营造一种音乐意境。但当下,中国的艺术歌曲是被忽略的,今天大部分人了解的都是流行音乐。同时,中国传统音乐也更重视叙事,注重喜怒哀乐形象化的描述。而艺术歌曲来源于诗词,比较安静、内敛,富有学养,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样的歌曲的传播,是增加人们音乐修养的重要手段。只有“走进去”才能体会到它的优美,如果不走进去,只是隔岸观火,很难发现它的好。欣赏艺术歌曲,也需要一定的文学修养和音乐修养。

李叔同那一代人之所以能创作出经典流传于世,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修养非常丰厚,而我们今天的音乐创作者经常是“单打一”,一个歌唱家只注重演唱技巧,一个作曲家只关注作曲技巧的发展,而对相应的文化很少涉猎,知识结构不够完善。目前,我们的音乐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但是我们音乐人的整体文化修养却进入了瓶颈时期。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当下我们没有好的、有生命力的作品诞生,就是因为我们的音乐创作群体处在一个文化匮乏、知识结构不丰满的状态。我也建议音乐创作者中的“技术派”能够更多地了解哲学、文学和美学各方面的知识,丰满自己的知识结构。

记者:提到艺术歌曲,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舒伯特、马勒,而不了解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您录制过一张艺术歌曲的唱片,其中既有“杏花天影”、“阳关三叠“这些以古典诗词为题的歌曲,也有“一树桃花”、“岁月悠悠”这样比较晚近的作品,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情况。

周映辰:“岁月悠悠”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一树桃花”是2005年的新作品。但当下的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并不可喜。“一树桃花”是比较新的作品,在音乐专业领域被传唱得很广,歌词使用的是林徽因的诗,曲子也很好听。林徽因的诗的意境很美,曲调对诗的诠释也很好。但是从整体的创作情况来看,艺术歌曲的脉络是很薄弱的。很大的原因就是艺术歌曲缺少我们习惯接受的“戏剧冲突”,确实是一个阳春白雪的东西,是小众的。但如果我们在音乐教育中音乐欣赏的环节,着力去介绍这种艺术形式,今天的年轻人都具备较好的知识背景,我相信艺术歌曲的受众群体会得到扩大,它的创作和传播都会得到发展。

记者: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音乐教育和研究传统,您除了专业教学之外,也面向北大全校学生进行音乐的通识教育,您有怎样的教学体会?有人曾提出希望通过北大艺术学院在北大恢复建立音乐传习所,您觉得这个想法可行吗?

周映辰:北京大学作为一个人文氛围浓厚的综合性大学,在中国的大学中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我发现目前我们的学生对音乐文化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尤其在高考前的应试教育中对音乐知识的接触非常少。我遇到一些同学不知道什么是“室内乐”,真正听过歌剧《茶花女》的同学并不多,一些经典音乐作品都没有听过,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今天大学生所应该具有的知识格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在综合大学中推广学生音乐修养的素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其意义超过一个歌唱家在舞台上抱拳而歌、获得鲜花和掌声。我觉得在大学从事音乐的通识教育,帮助人丰满自身的文化修养,在课堂上与同学们发生共鸣,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很有成就感。

音乐传习所作为一个文化机构,要恢复建设需要非常复杂的过程,目前艺术学院还没有具体实施这项工作。但如果能够恢复建立,秉承蔡元培、刘天华等人设立音乐传习所的初衷,致力于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提高国民的音乐修养,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周映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音乐学、声乐表演。曾获第八、第九届中国歌手“金号奖“声乐比赛全国十佳歌手奖和最佳歌手奖(金奖),并录制发行《周映辰专辑—中国艺术歌曲精选》(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

编辑:碧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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