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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论坛(2011)】WTO圆桌会议综述之三:WTO中的区域贸易协定
日期: 2011-11-08  信息来源: 新闻网记者 巴扬 林起贤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浪潮中,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变得日益密切。与此同时,伴随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那么,全球贸易与区域贸易是否存在着矛盾?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下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又应怎样看待全球化贸易背景下的区域贸易协定?

11月5日下午,北京论坛(2011)WTO圆桌会议第三场“WTO中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举行。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对一系列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定位与选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贸易关系的调整

韩国Nam Young-sook发表了题为《多边贸易体系下韩国的FTA政策:成就与未来的挑战》的报告。在报告中她回顾了韩国在FTA(自由贸易协定)上起步到拓展深化的过程与成就,简述了韩国领导人签订FTA的“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由亚洲到世界”的政策策略和开放的选择。Nam Young-sook指出签订FTA协定的背景与韩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吸引外商投资的意愿、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的需求息息相关。“基于韩国对海外市场的严重依赖性,保证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是成功的关键。”Nam Young-sook这样解释韩国选择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性。之后,她对韩国与东亚国家的FTA签订做了未来的展望,同时也表示目前要建立高效的FTA网络尚有较大困难,各方需要继续为协调国家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妥善制定政策。未来依旧有较大挑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主任边永民的报告聚焦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边永民教授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02至2006年间有着较快的发展,这为中国及东盟地区人们带来了切实的福祉。在CAFTA建立前,东盟一度将中国定位为对他们构成竞争关系的国家,而在逐渐的加深了解后,发现两者间实则有着长远的合作关系。边教授观察到,ASEAN把中国的崛起定位为机遇而非威胁,而CAFTA也是中国与ASEAN经济政治合作意愿在法律上的体现,中国十分希望在未来国际贸易法律制定过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她强调在区域贸易关系中要注意兼顾利益、调整体制、政治平衡等问题。印度尼西亚中加里曼丹省省长Agustin Teras Narang 则以《中加里曼丹的治理》为题,介绍了中加里曼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表达了拓展中国与其的贸易往来的良好愿望。

“改善的自由度和最惠国待遇为基础下的市场开放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Choi Byung-il在讨论世界贸易体系的未来时说到。他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十年之久的长跑中困难重重。而FTA则带来了不少机遇:完善市场准入机制,通过进口竞争提高效率,建立同盟。具体对于中日韩三国而言,FTA的建立有助于建立共同的市场,改变全球不平衡现象,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并提倡要建立互惠互利的协议,提升市场自由化,深化中日韩的贸易伙伴关系,通过内部区域的调整为各方带来切实好处。这也是应对经济危机后贸易自由退化的最好自我调整。

挑战与探索:区域贸易规则的发展

风霜烟雨十年路,竟有绚烂百花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年中,尽管遇到不少挫折,但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不少的成绩。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进副教授系分析了中国FTA快速发展的成因,即作为WTO成员的中国充分利用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授权条款”;越来越成为国际性贸易大国,使中国更需要借协定来拓展国外贸易、维护自身贸易利益;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获取其他缔约方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的需求,也推动了中国FTA的发展。刘东进副教授还分析了FTA与以往BIT(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主要差异,并指出二者仍然是共存的,如在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新加坡等国与中国签署FTA之前 ,都分别与中国缔结了双边贸易协定(BIT)。在具体阐述后,刘东进副教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FTA实践的快速发展是在WTO规则影响的显著变化,其中投资规则的纳入有其历史必然性。而投资规则的多样性带来了一些潜在问题,尤其是投资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程序选择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如中国的FTA实践大多将其他的FTA作为最惠国待遇的例为或排除适用对象。刘东进副教授强调这些复杂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一句话,应该说,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履行现状十分乐观。” 北大法学院副教授王慧 在评析中首先如此评价指出。CEPA作为内地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我国“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实践。王慧女士分析说:“CEPA既符合WTO规则,也符合我国一国两制制度”。王慧女士认为CEPA可定性为在我国范围内,不同单独独关税区之间签订的,特殊的、区际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具有国际法上的效益。她同时认为CEPA有着特殊性,且表现在三方面:即在主体上的特殊性、国际法的渊源上有特殊性、以及CEPA及其一系列附件的内容上的特殊性。王慧还指出了由于CEPA 的签订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由于香港是自由港,关税上的限制与法律阻碍不强,致使其他国家的企业会搭便车,绕过关税壁垒,由此冲击内地制造业,造成工人失业,企业倒闭等后果。基于类似问题,王慧女士给出了完善制度的方案,即“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内地须建立重要商品进口预警机制和监控体系。”

“贸易与人权有什么关系?”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王煦棋则与众位与会学者探讨了“WTO与人权”的问题。王煦棋女士认为WTO宗旨中有着关于保护人权的暗示,比如多哈会议上通过的《多哈TRIPS协定公共卫生宣言》允许国家为拯救生命南非要而使用强制许可证生产药品的决议。在涉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人权议题讨论方面,最常被提及的问题就是权利冲突的问题,即当生命权或健康权与此处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如何取舍的问题。王煦棋还对WTO与人权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应该参考《多哈TRIPS宣言》,在解读WTO有关条款时将人权因素考虑进去;就某个具体的问题所设计的具体人权进行谈判,相较就整个人权问题纳入WTO中更容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

与会嘉宾代表在讨论中做出了区域贸易关系教训的分析与经验的归纳以及前景的展望,并对相关规则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行关照。这些真知灼见将有助于深化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贸易关系的认识。

 

编辑: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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