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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主讲才斋讲堂第112讲:科学理性——思维逻辑进展及其论争
日期: 2016-03-14  信息来源: 研究生院

“有一个现象在文科特别明显,它使得大学时代区别于中学教育:学生开始学习建立论证性的思维方式,这是进入研究阶段的必备能力,因为研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理性思维方式的建立,一直面临着巨大的争议。”这是2016年3月10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做客北大研究生院才斋讲堂的开场白。张静教授以“人们为何确信”为起始问题,以三本书及一部电影为线索,回顾了焦点争议,反思了“探索知识”的相关问题。研究生院副院长姜国华主持并全程参加了讲座。

张静以“用什么说服他人相信”,引出“理性思维方式”这一关键词。她以陈晓宁“基因皇后”事件为例,指出在这一事件中,宣传媒体与学者公开信持不同的观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得出观点的证明方式不同:“一种是不提供理由,只做论断,给听者结论,而非给他们事实信息,使之得出自己的结论;而另一种则是展示证据,使听者能够以其为基础得出自己的结论。”张静说,这种差别的本质在于理由、事实和根据在结论产出中是否具有重要地位。

张静主讲才斋讲堂第112讲

张静教授追溯了思想史来源: 何为正确的认识,最早受到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两位哲学家论述的影响。针对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范式”认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具有一致性,认识者犹如一面镜子,将外部事物直接反映出来,因此,人所感觉到的东西与外部事物并没有区别。而“笛卡尔范式”强调,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可能有差异,人所感觉到的与外在现象往往存在不一致,认识完全可能“歪曲”事实,所以必须保持怀疑,怀疑是接近事实的正确认识方式。这两种不同的范式,都对认识及确信发生了影响,应该说,它们的融合成为近代科学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此为基础,张静教授从“证明、逻辑、方法、目标、效用”几个方面,概括了近代科学理性的重要原则:“首先是证明,必须以展示事实证据作为支撑结论的理由,这一点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第二是逻辑,证明要合乎历史、经验、时间、常识及条件顺序,充满困惑以及不断地怀疑性设问,这显然是吸收了笛卡尔的思想;其三是方法,如果有怀疑,就需要通过实验路径建立确信;其四是目标,科学活动者相信自己的目标,是为了发现规律和原理,这与其他的生活角色有区别;其五是用途,科学活动者相信,探索知识可以产生效用,因为人们根据认识到的原理创造产品,进而创造社会文明,使人类生活趋于完善。

这些要点是否取得了共识?否,实际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因为理性的倡导者们发现,他们不得不与人们已经习惯的其他产生结论方式,比如依赖情感、意识形态、身份、意见、个人经验等等,不断作“斗争”。这些斗争指向“确信产生的理由”:以情感、意识形态、身份、意见和个人经验为基础产生结论,还是以事实验证为基础产生结论。它们哪个让人更为信服?张静教授以电影《十二怒汉》为例,指出陪审团成员的少数、工程师David如何通过展示一些可见的、可共享的、符合常识的根据说服了多数,最终使他们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再次,展示事实让大家共享的方法成功“战胜”了依靠感情、意识形态、身份、意见和个人经验得出结论的方法,因为它使更多人觉得可信。

如果这些情况显示了人类“多元”的思维方法,那么这些不同对于科学技术发明会有影响吗?李约瑟认为有重大影响。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何传统中国出现过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发明,在近代却后劲乏力?李约瑟认为,这和思维方式有关:采用道德性判断还是分析性判断,他相信,后者是更为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具有更为正向的作用。因为中立于道德的分析性思维较少形成无法逾越的限制。

理性发展到过度会不会自信膨胀,起到相反的作用?海耶克认为绝对会,而且人类社会曾经深受其害。他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批评“理性滥用”的现象是一种“工程师式的思维”使然:相信什么都可以修理,相信通过认识真理可以改造社会的一切。海耶克指出,这种过度自信实际上来自于对人的无知,而自然界和人类作为研究对象是不同的。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可能通过对“真理”的认识,来设置人为计划,改造历史形成的自然生发秩序。因为真实的信息、目标和知识都分散掌握在无数行动者手中,无法由任何一个组织来控制和计划。

如果超出事实本身发挥想象力会有什么后果?《索卡尔事件:科学与人文的大战》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物理学家索卡尔教授曾在著名的先锋杂志——《社会文本》期刊上发表了附和建构论观点的文章,不久以后他又发表文章说,自己那篇论文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任何一个严谨的物理学者都清楚,文章的结论没有以任何物理事实为根据。他这么做是为了试验《社会文本》期刊是否严谨,并捍卫科学理性——基于证据而非臆想对于结论的重要性。

张静教授随后提出若干反思性疑问。如果科学理性是一种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群起而攻之?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文科学的影响超过自然科学?我们能不能够说科学理性已经成为主流的思维方式?它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作用甚微?另一些问题有关科学研究的目的伦理和科学体制:我们探索知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获得权威地位和影响力吗?是为了取得支配力量并控制他人吗?是为了通过知识产权赢得经济利益吗?科学体制对研究者的激励方向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的研究体制不具激励性,上个世纪60-70年代,为何出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及青篙素的世界级成果?如果说我们的科学体制没有障碍,为何年轻学者对非典菌种的发现,由于和前辈权威的结论不同,而不能及时发表并获得承认?

上述问题已经超出了单一的专业领域,它们与文科、理科、社科、人文都有关联。张静教授希望提出来促进大家思考。她强调:信念深刻影响着科学探索行为和效果。整场讲座充满哲思,引人深省。提问环节,同学们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围绕是否需要科普知识、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等问题,与张静教授展开了讨论与交流。

 
讲座现场

专题链接:才斋讲堂

摄影:新闻网学生记者 刘彦君

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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