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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日期: 2012-05-14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里思想活跃,流派纷呈。五四运动以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大传播时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方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开始用它们来研究、讨论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扩充、译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和资料。在北京大学,以李大钊为首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指引下,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当中,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创办工人补习学校,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年轻的北京学生党员,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中来,有计划地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北京大学因其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

一、深入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为这个运动的主流。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纲要里指出:“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中国先进分子方面都赶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这一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副刊、《晨报》副刊、《国民》杂志等报纸、刊物,纷纷发表宣传、研究和评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形成,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一股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了。

(一) 李大钊率先在北京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在1913年至1916年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就对日本人译介的有关马克思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感兴趣。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他敏锐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28页。在同年11、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中,他揭露了这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这两篇文章,是李大钊代表我国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最早拥护俄国十月革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具有历史意义。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共二万六千多字,十一小节,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与宣传。在文章的开头,李大钊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说明自己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把这个学说介绍给读者,使读者能够正确看待这个学说,并将它用在我们的思辨中。李大钊在文章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历史论”或“社会组织进化论”;二、“关于现在的理论”,即“经济论”或“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关于将来的理论”,即“政策论”或“社会主义运动论”。他指出:这三部分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在文章中还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在文章的最后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功绩在于告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现绝离不开人民本身的斗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1页。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较为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尽管文章中还有个别不准确或者错误之处,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及其革命意义的了解无疑是正确的。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这一时期,李大钊不仅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还通过演讲、课堂教学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对学生进行讲授,是在北京大学从李大钊开始的。1920年起,李大钊便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法律学系和政治系,先后正式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或讲座。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有下列的布告、启事:

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刻已到校,所授唯物史观,本星期起照常授课。

政治系教授会启事: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开设的理论课程共有五门之多。计有:《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转引自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60页。

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帮助下,北京大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迅速开展,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茁壮成长起来。这些人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并积极投身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到1920年初,在李大钊周围已经聚集了包括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张申府、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在内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开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二) 马克思主义研究类社团的相继成立

1. 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涌现出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深感有进一步组织一个更严密、更有纪律、纲领更加明确的团体的必要。经过和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黄绍谷、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它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会员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进行专题研究、定期举行讨论会和报告会等形式,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会员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关于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立前后的情况,作为研究会初始会员的罗章龙、朱务善均写过回忆文章。罗章龙在回忆文章中写到,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于1920年3月开始酝酿组成,最早发起的那19个成员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大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是运动中的中坚分子。研究会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在1921年11月7日才公开。学校还专门给研究会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馆。研究会成立后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书籍。1978年秋,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就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邀请罗章龙教授座谈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本处即是引用此次的座谈记录。朱务善回忆,从主要方面来说,成立研究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后来北京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时,“参加党的人就是组织研究会的发起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发起人都参加了党。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2010年,一位湖南收藏家黄明军发现的一份“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示”原稿,印证了罗章龙的回忆。这份启示一共有四页,用的是民国早期国立北京大学附设内分泌学研究所稿纸,尺寸大小:19.2cm×27.2cm,属毛笔手写原稿,于1921年3月22日发布。原文中写道“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是上年3月发起,也就是说,该会成立于1920年3月。主要发起人有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吴汝明、罗章龙、黄绍谷、王復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羡、吴溶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范斋韩十九人。该组织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斯学派的著述为目的。他们研究方法分四项:一是收集德、英、法、日、中文各种马克斯学说的图书,他们十九人筹集了120元购书费,买了德、英、法三种文学的马克斯全集。二是讨论会,三是讲演会,四是编译,将德英、法、日文字的马克斯学说翻译成中文,便于国人研究学习。启示中这样写道:“我们凭着这单纯的组织,逐渐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黄明军:《“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原稿惊现常德》,中国红色旅游网2010年6月21日。

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会员发展到了两三百人,不仅包括北京国立八校的在校大学生,也有工人参加。北京以外的地方也发展了会员。“亢慕义斋”1920年3月3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搜集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外文及中文资料,集资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亢慕义斋”的意思就是“共产主义室”,“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斋”就是“屋舍”之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扩充到几百部。在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影响下,上海、天津、广东、山西、河北、山东、湖南等地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相继成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2. 社会主义研究会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新文明,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观。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张西曼张西曼,1895年6月生,湖南省长沙人,中国同盟会会员。1909年进入京师大学堂并宣传三民主义。1911年进入俄国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开始研究社会主义。致电孙中山、蔡元培,希望他们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蔡元培邀请他到北京大学共同进行此项工作。1919年7月,张西曼来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担任了编目员。之后,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兼职任教,直接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秘密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年12月,在李大钊倡导下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会成立时曾在《北京大学日刊》发了通知,公布了简章,明确了研究会的宗旨、定名、方法、会员等八项章程。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布社会主义思想”;方法分为文字宣传和讲演两种,文字宣传又包括: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发表社会主义论文三项。从《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来看,研究会的成员有:李大钊(守常)、何恩枢(北衡)、徐其湘(六几)、陈学池(儒康)、郭弼藩(梦良)、陈顾远(晴皋)、费秉铎(觉天)、梅祖芬(思平)、鄢祥褆(公复)。通信处设在本校第一宿舍郭梦良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4日。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立,说明当时在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的学习、研究,已经从个别的、秘密的状态走向有组织的、公开的阶段,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后来,因参加者主张差异,意见不一,组织发生了分化:郭梦良、徐六几等组织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陈顾远等组织了“工团社会主义研究会”,李大钊等人则走上了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3. 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5月,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后来谈到发起该学会的原因时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转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219—220页。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有较大影响的社团之一,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李大钊等7人发起,李大钊任临时编译部主任。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总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推选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李大钊被推举为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经李大钊和王光祈等人提议,学会的宗旨由“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要求会员恪守“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少年中国学会在上海、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均设有分会,会员遍及国内许多省市以及欧美、南洋等地,影响较大。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黄日葵、许德珩、邓中夏、徐彦之、康白情、张崧年、高尚德、刘仁静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此外,高君宇、曾琦、李璜、左舜生、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等也相继加入该会。毛泽东是经李大钊介绍于1920年初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少年中国学会一共存在七年,会员最后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人:(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学生。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后来虽然因为会员的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刘天章、田汉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6页。

少年中国学会出版有会刊《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其一部分内容是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哲学方面的论著与译文,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及社会问题各个方面;另一部分是发布该会日常活动消息及会员通讯等。《少年中国》共出4卷12期。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是评议员。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许多共产主义者,并且担负着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任务。这对于五四运动起到了帮助和推进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斗争的胜利,是因为北京学生、全国青年以及社会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团结。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

(三) 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社会主义”成为青年最向往的理想社会。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是一股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新思潮,其中除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外,还包括当时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包括罗素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宣传的改良主义等。

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一经确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立即毫不调和地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

1919年8月,针对胡适鼓吹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行径,李大钊发出了那封著名的公开信,即《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痛斥了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污蔑。他在文章中从四个方面严正驳斥了了胡适。驳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胡适把“问题”与“主义”完全割裂开来的实用主义观点,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割裂的。驳斥的第二个问题是“假冒牌号的危险”的问题。说到假冒牌号的危险,李大钊指出,人类历史上,东西方社会生活中假冒牌号的事情并不少见。人们不能因为田野里长了杂草毒草,就把好的谷物花草一齐除掉;谈社会主义的人也不能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社会主义的宣传,正确的做法是更加紧地宣传真正的主义,就各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那些假冒牌号的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便可以被识破了。驳斥的第三个问题是所谓“过激主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李大钊指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布尔什维主义叫作“过激”,过激盲目的中国人便拿出排斥异端邪说的传统来对它加以攻击,这不过是浅薄无知的表现,“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哪)有闲功夫去理他”。驳斥的第四个问题是所谓“根本解决”问题。李大钊在文章给予了下面驳难,说:“‘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他说若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一个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把胡适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问题”与“主义”的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一次激烈的较量,在斗争中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并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区别开来。

从1920年2月起到1921年上半年,陈独秀参加了中国早期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反对鼓吹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挑起的关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论争。他在《新青年》上刊出他亲自汇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通信集,其中,他亲自写的《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和《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信中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通信集的刊出,对当时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这次大论争中,陈独秀还发表了他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旗帜比较鲜明地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篇演讲中,陈独秀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这时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1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集中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在《谈政治》一文的开始,他便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谈政治的态度,他说:“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可以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在文中,他在反对“绝口不谈政治”的“无政府党人”的同时,也反对打着“不谈政治”的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实际上大谈资产阶级政治的胡适、张东荪等人。陈独秀在文中明确表示:马克思修正派学说,“是我大不赞成的”。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反而想利用这些来施行社会主义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不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不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谈政治》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建党以前反对无政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它反驳了无政府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了重要的工作。

在陈独秀的影响带动下,上海地区的共产党人也纷纷配合,一时,除了《新青年》杂志外,《共产党》月刊和《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也大量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此自然有所反驳,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又据理反击,陈独秀本人即多次发表文章,包括直接致函(公开信)区声白和黄凌霜等人。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至1922年夏,论争另一方的代表人物黄凌霜致函(公开信)陈独秀,表示信服陈独秀的理论主张,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以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由此表明陈独秀发起的这场论战取得胜利。

经过论战,一批在北京大学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方向,政治思想日益成熟,很快完成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毛泽东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美〕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二、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李大钊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都在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共事,凭借北京大学的舞台,由北京大学而及北京,由北京而及全国,发动、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五四爱国运动。在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巨。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北京大学产生并成长起来了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申府、张国焘等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使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起来。这样,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题为《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同年2月中旬,李大钊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车由北京护送到天津,随后,陈独秀坐海轮来到上海。据熟悉这一段情况的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高一涵回忆,“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1—66页。

陈独秀离开天津后,李大钊与时在天津的黄凌霜及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章志一同到北京大学的俄籍教员鲍立维在天津的住所与其会面。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处负责人派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携其妻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华工,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等来华。经鲍立维介绍,他们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见,并与北京大学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进行了多次座谈。据李达回忆,维经斯基说:“东方局(即远东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我到中国来看看。”他说自己“来中国的任务是联系”,即联系中国进步组织和进步分子。《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维经斯基对李大钊提起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据罗章龙的回忆说,维经斯基甚至在一次召开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中的会议上表示接受与会者为共产党员。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即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在上海,他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1920年4月底5月初,维经斯基与陈独秀首次会晤,这次会议并未谈及建党问题,同上海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举行座谈。5月至6月间,维经斯基多次参加在陈独秀寓所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习和研究活动。经过多次讨论、交换意见,达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于是,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

事实上,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中国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并且进行了建立组织的尝试。维经斯基对苏俄和俄共情况的介绍,以及他对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意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时,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对这一建议深表赞同,果断表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孟醒:《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南陈北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在这前后相继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据李达回忆:“我(在1920年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李达:《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它和它的领导人陈独秀,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成立的。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9月,他去上海,就住在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陈独秀同他“谈过建党的事”,并且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回到北京,他把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另外一种说法是张国焘做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人。据张国焘回忆:他在1920年7月底到上海后,陈独秀也同他谈过建党的事,他于8月底暑假结束的时候回到北京,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的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等先生们。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同,认为‘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具体过程,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当事人均无相关文字记述,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见证人,有的情节成为难解的悬案。但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最早提出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客观历史事实,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召开召开会议,会上,李大钊作了关于建立共产党的意义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张国焘介绍了在上海和陈独秀会谈的情况,这次会议一致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小组的负责人。不久,张申府去法国,因此北京党组织就剩下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了。李大钊当时做黄凌霜等人工作。黄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遂吸收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小组,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加入小组,使北京党组织得到了一定发展。李大钊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八十元(那时他月薪一百八十元)为小组开展各项活动之用。

1920年11月,在北京共产党小组内,发生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严重分歧,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人转为党员。北京共产党小组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将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支部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分管职工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分管出版党刊。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12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除张太雷是北洋大学学生、缪伯英是北京女高师学生外,其余都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北京党组织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中国北方地区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在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在国内入党的一些党员到法国、日本后,也分别建立了党的旅法、旅日小组。当时这些组织都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所以现在史学界就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年轻的北京学生党员,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而英勇奋斗。

三、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活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的带领和支部主要骨干成员邓中夏等人的热情活动下,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一) 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到工人阶级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一步作好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指出,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深入开展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在这方面,他们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支撑,以“亢慕义斋”1920年3月3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搜集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外文及中文资料,集资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亢慕义斋”的意思就是“共产主义室”,“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斋”就是“屋舍”之意。为中心,积极扩充、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和资料,研究、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各种问题,工作很有成效。据罗章龙回忆,世界上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著作,美国人瑞德·亨利写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就是他们翻译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李梅羹还曾翻译德文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并油印发行过。杨东莼:《关于五四运动和邓中夏同志的几点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页。据罗章龙回忆,所译《资本论》为该书的第一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亢慕义斋”原址就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公主府当时北京大学第二院一侧之西斋里。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16日)的记载,当时该会藏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余种,其中包括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等。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今天,北京大学图书馆仍然保存着六十多年前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篆章的马列主义经典文献。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利用原有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了更有组织、有计划地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地位,中共北京支部决定把在1920年秘密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群众中公开。于是,由邓中夏等19位发起发起人署名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了这个组织。启事中宣称该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研究有兴味的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研究的方法分为四项,即:“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印《马克斯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研究会的19位发起人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即有9人。1920年12月,经李大钊倡议,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有计划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国内各种思潮竞相传播,北京大学校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外,无政府主义也是比较活跃的一种思潮。北京大学学生中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分子为黄凌霜、区声白、陈德荣、张伯根等,他们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因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加入了小组,但很快就因观点和信仰的分歧而发生了分裂,终于在小组成立后不久就成批退出了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也有其他一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但在小组成员的帮助下,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渐完全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何孟雄。为了帮助何孟雄彻底抛弃无政府主义,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曾委派何的恋人缪伯英去做他的工作。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为驳斥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月刊第2卷第2号上,以S.C的笔名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强调指出“最近谈共产主义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他满怀希望地说:“C派(指共产主义派。C,代表Communism)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转引自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这是在中国最早公开号召要建立共产党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它成为界定最早提出建党者的一个强有力的客观参照。显然,当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后,李大钊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共产党的宣传和工作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拿起笔来战斗。何孟雄写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一文,同时发表在《曙光》第2卷第2号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这种认识和斗争,反映了当时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斗争实践中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

(二) 大力开展工人运动

为了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唤起工人的觉醒,积聚工人阶级的力量,早在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北京《晨报》报道说:“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同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何孟雄等人走上街头,分乘两辆汽车,挥舞写有“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口号的旗帜,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小册子和传单。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北京郊区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系工作。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开展劳工运动。随着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已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纯学理的研究和宣传,而要求把马列主义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大力开展了组织和发动工人的工作。他们开办劳工实习学校,出版刊物,组织工会,北方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 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启发工人觉悟

1920年冬,邓中夏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派遣,与张国焘、张太雷、杨人杞等曾多次到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协助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建立起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有近二十个工人及其子弟入学,到四五月间,又进一步发展到四十来人。劳动补习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每月拿出百元上下”,时任北京大学庶务主任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6页。

劳动补习学校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实际上是对铁路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并借此接近工人,培养工人骨干。补习学校有三个专职教员,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分别兼任教员,常去讲课。学校所开设的课程除语文和自然常识外,还讲授社会发展史、工人运动等,向工人宣传工人团结的意义,讲解工人为什么受苦,工人阶级为什么组织工会,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政党等。这个时候,邓中夏在长辛店埋头苦干,“与工人同吃同住,过得很自然”。他终日呼号奔走,“作具体工作的也是他,作宣传指导工作的也是他,每天吃两顿窝窝或几个烧饼,用凉水送下,工作忙时,常常蓬头垢面,不加修饰,晚间不能回北京时,则用几条板凳当床铺,摆在学校课堂里睡眠”。转引自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长辛店劳动实习学校,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方建立的第一所学校,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它为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北方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

2. 发行刊物,引导工人运动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同年11月7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劳动音》周刊(杂志),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杂志。《劳动音》周刊(杂志)是一本通俗性的工人刊物,由邓中夏担任主编,罗章龙、黄凌霜、陈德荣曾参加过编辑工作。每期32开本16页。关于办刊的宗旨,邓中夏在为《劳动音》撰写发刊词《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中讲了四条,即:第一,“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进工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排斥那不劳动而食的一班人,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第三,“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此“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用“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第四,“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又记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转引自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页。

《劳动音》一方面尝试用浅显的语言向工人阐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进而向工人们传递着旧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不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报道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压迫的具体事实,对工人进行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到1920年12月,《劳动音》每期销售2000份,其后更增加到4000份,主要发行于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地区,成为当时北京工人革命的旗帜。1920年12月初遭北洋政府查禁、停刊。

《劳动音》周刊(杂志)遭北洋政府查禁后,1921年6月,在李大钊等的领导下,北京党小组又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报纸—《工人周刊》,由罗章龙任主编,李大钊、宋天放、高君宇、何孟雄等参加编委工作。辟有评论、劳动新潮、调查、特载、工人常识、工人之声等栏目,报道各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遭遇,大力提倡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维护工人阶级自身利益的斗争。先后在北京、郑州、天津等地发行,行销全国和国外,远至东南亚,远东赤塔、海参崴和法国等地的华工中间,每期销售量在几千份,最多时达两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发行数量。

《劳动音》周刊和《工人周刊》的出版发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效果,特别是《工人周刊》对陇海路工人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开滦煤矿罢工、京汉铁路工人二七罢工等,作过详尽的报道和声援,从而指导了工人运动。

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加强了对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人周刊》便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

3. 组织工会,发动工人斗争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工人的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原因,出版的工人刊物都在不久后被迫停刊。事实上,只是出版刊物,还解决不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和推动下,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纷纷走进工厂、走向农村,拉开了工人运动的序幕。

北方工人运动是从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组织开始的。1920年3月,已经活跃了一年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首次发起了农村讲演活动。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邓中夏是初期农村讲演的主持人之一。4月初开始,讲演团成员利用春假期间分别到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北京的近郊区进行讲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决定把长辛店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于是在1920年冬,由邓中夏、张国焘等协助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建立起劳动补习学校。由于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工人求智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的能力也渐渐的训练好了”。《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学校创办不到半年,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长辛店工人以参加劳动补习学校学习的工人为骨干,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工人参加的纪念性示威游行。这次活动得到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和支持。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请北京大学印刷所为他们代印了几十种简明通俗的“五一”传单和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五月一日》等。北京大学学生还为此次游行创作了两个戏。游行的工人们也用红绿纸赶做了几百面供游行用的小旗。“五一”清早,工人们聚集到娘娘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北京大学的许多同学也参加了大会和工人的游行。游行队伍从娘娘宫出发,经长辛店前街到后街,最后又由后街回到前街娘娘宫内,一路高呼“劳动万岁”、“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五一节万岁”等口号。在这次工人游行大会上,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这是京汉铁路上成立的第一个铁路工人工会。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工人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各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来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转引自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298页。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除在长辛店工人中开展活动外,李大钊曾去郑州了解和指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又派出小组成员分赴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去指导工人运动。长辛店铁路工人掀起的工运高潮,对北方及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各地纷纷效仿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开展罢工斗争。此后不久,唐山地区的京奉铁路工人组织起了工会;正太铁路成立了总工会;济南也先后建立了理发、挑粪、铁路、纺织行业的工会组织。这些工会组织的成立,对北方工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三) 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青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又缺乏社会经验,需要对他们进行引导。为了团结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青年,并为建立共产党准备后备力量,在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中共北京支部成员、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发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了成立大会。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朱务善、黄日葵、李骏、范鸿劼、张国焘等约40人参加。张国焘在会上致开幕词。会议一致选举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高君宇为书记。会上通过了团的章程,确定主要工作是学生会方面联络活动和学生中吸收同志。在组织分工上设立调查、宣传等四股制及委员制,各人分工负责,开展工作。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北京青年团即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

初建时期这一段的主要工作是在各个学校联络进步学生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读互助团,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相继发展团员,并组织过一部分青年赴苏联参观学习。

北京青年团组织发展较快,除了北京大学有团组织外,其他学校也开始有了团的

小组。1921年初在邓中夏同志的帮助下,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也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有杨开智、乐天宇、蒋文孝,杨开智是小组长。到1921年4月初,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成员五十五人,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宋价、顾文萃、王伯时,郑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黄日葵、陈廷璠、湛小岑、王永禄、易道尊、王复生、祁大鹏、杨人杞、陈为人(仁)、李骏、李实、罗汉、黄绍谷、王有德、高崇焕、吴汝铭、周达文、刘维汉、李梅羹、杨开智、乐天宇、蒋文孝等。李大钊是青年团的领导者,是北方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北方革命的领导人,他“亲自入团、直接领导了它的活动”。到1922年末,北京青年团已有成员三百余人。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成立到青年团一大召开的一年半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尽管当时中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还很年轻,思想尚不成熟,又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及反动政府的迫害捣乱,团组织本身也存在着各种缺点。但是,在李大钊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亲自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面对重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了大量的工作,为各地团组织输送了不少骨干力量,同时也为党的成立储备了一批后备力量。

天津的青年团组织也是在李大钊指导下和北京青年团的帮助下建立的。1920年底张太雷由上海抵京,参加了李大钊创立的党团组织的活动,并在李大钊同志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以后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京津两地的青年团就互相学习,一起到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工人中开展工作。1921年1月,张太雷同志去莫斯科,天津小组没有继续活动。以后,于方舟同志又根据李大钊同志的指示,将原来的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天津团组织逐步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 迎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的一栋典型的上海里弄式小楼的楼下客厅里,来自上海小组、武汉小组的、长沙小组、济南小组、北京小组、广州小组、旅日小组的13名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围坐在一张长方形餐桌周围,开始举行一次秘密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举行。

事实上,随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和各项建党的准备工作的逐步展开,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日益趋于成熟。特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后,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早在1920年夏秋已开始酝酿。李大钊和陈独秀虽然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但两人为筹建党组织的事情保持着紧密联系。1920年7月、9月,张国焘、张申府分别离开北京,南去上海。他们就曾把李大钊关于建党的意见报告给陈独秀,陈独秀也通过他们把上海的建党计划转告李大钊。

1921年1月,维经斯基途经北京准备回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他此行的结果。在北京停留期间,他又与李大钊、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作了多次会谈,还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座谈。所谈问题包括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的成立经过、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途等等。维经斯基希望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迅速组织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新型共产党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后,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倡议,纷纷选派出各自的代表。接到通知较早的北京党组织,为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专门召开了党员会议,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参加了推选会议。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和北京八校教职员联谊会主席等职,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期间,公务繁忙,难以抽身。这在张国焘的回忆中可以得到佐证,张回忆说:“北京支部应该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京大学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转引自孟醒:《谁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另外,李大钊当时是社会名流,行动颇引人注意,突然南下,诸多不便。因此,会议最后确定由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13名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大会。经过几天紧张的开会讨论,会议最后一天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还通过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运动。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正式宣告成立了。

北京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为中共的创建提供了强固的组织基础和卓越的领导骨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共有党员53名。据统计,其中正在或曾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有21人,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张太雷、李骏(以上属北京小组);陈独秀、沈雁冰、李季、袁振英(以上属上海小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以上属广州小组);毛泽东(长沙小组);包惠僧(武汉小组);张申府(巴黎小组),占全国党员人数的2/5。这21人中,有一多半是在北京大学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后走上革命征程的。出席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13人中,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过、与北京大学发生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有6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陈公博、王尽美、包惠僧。中国共产党从召开一大到三大,每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其成员“出身”北京大学者不少。第一届临时中央局委员3人,“出身”北京大学者2人(陈独秀、张国焘);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5人,“出身”北京大学者4人(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9人,“出身”北京大学者5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罗章龙)。由此可见,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中,曾提供了多么强固的组织基础和多么卓越的领导人,为民族和国家作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萧超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北京大学》,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8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成立后,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在知识分子中积极开展工作。中共一大后,北京党组织按照中共一大的纲领和中央局提出的发展党员的要求,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1921年8月,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宣布成立,由李大钊任书记,罗章龙任组织委员,高君宇任宣传委员,李梅羹任财务委员。机关设在北京沙滩北京大学红楼。随后,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第一个支部。支部党员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黄日葵、张昆弟、何孟雄、缪伯英(女)、刘仁静、罗章龙、张国焘等,以邓中夏为总联络人(后称书记)。后来党员逐渐由北京大学发展到女师大、高师、朝阳等学校,遂又建立了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东城支部主要以北京大学的党员为主。随后又陆续吸收了一些进步学生入党。在北京大学支部的影响下,天津、张家口、唐山、保安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中共支部。

注:本文选自《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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