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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论坛2012】专访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威廉•倪豪士:文献典籍促进文化理解
日期: 2012-11-03  信息来源: 新闻网记者 杨飒

11月2日下午,在北京论坛召开的首日,“语言的沟通与典籍的传播”分论坛的各位学者撷英采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威廉•倪豪士从1989年开始带领许多学者翻译并注释《史记》,他在现场所作的报告便是他们研究的成果之一。倪豪士教授在《史记中的李牧:司马两公取材与列传的概念》中展示了他们所翻译的《史记•李牧列传》,并通过与《廉颇蔺相如列传》和《冯唐列传》的比较,发现李牧的故事在很多地方都重复出现。倪豪士教授指出,《史记》中常出现此种前后内容相同的情况,这种方法被称之为“互见法”,而该篇文章被称为“附传”。茶歇期间,记者对倪豪士教授作了进一步的访谈。

 
新闻网记者采访倪豪士教授

记者:您认为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什么会采取“附传”的编排方式?“附传”会不会产生多余和重复之嫌?

倪豪士:对于这样的编排方式的原因学界都还只是推测,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可以用来解释的其中一点是,或许司马迁并没有完成《史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给司马迁留下了笔记和手稿,司马迁在困境中收到激励要完成父亲的遗愿。他花了很大的努力去编纂这本历史巨著。但正是因为《史记》的规模太大,加之当时使用竹简写就,给阅读和审阅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司马迁并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对比已经完成章节和进行重新的校订工作,所以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在里面。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史记》彻底完成之前司马迁就已经去世了,很多章节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和修订。在《史记》中除了一些很著名的、文采斐然的章节,也有一些很凌乱和琐碎的章节,这些就是司马迁还没有完全整理完的部分。“附传”的使用可以是文章的正文内容得到补充,可以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记者:《史记》里面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倪豪士: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和欣赏《刺客列传》那类题材的文章。因为那是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同时,这种侠客、刺客的理念和西方观念非常不一样。在荆轲、聂政这些人身上有我们非常崇拜和敬佩的地方,这就是故事里面所讲的真谛。我认为司马迁也对这些人非常感兴趣。然而相比之下班固是一个更加严肃的人,他的作品里就不会出现对刺客、侠客的记叙和描写。由此也可看出《史记》和司马迁独特的一面。

记者:在翻译《史记》或其他中国古典文献中,您感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倪豪士:首先的困难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我不知道古典文献具体字词的意思。其次,当同一个字词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思时,选择一种更符合文章内容的解释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通常情况下,我们把一种解释放在文章中,另一种解释放在脚注中。在翻译文章的时候,对相应的文化背景的了解非常重要。比如我在美国成长,我对美国的文化典故非常了解,然而我的学生在翻译中国、德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文献典籍时,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对这些国家的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相对于现代文学而言,我更加喜欢研究和翻译古典文学,因为古典文学比现代文学更容易。这缘于中国和外国有一个相同的观念即都要查字典、看注解,而研究古典文学就很容易做到。如果你看一个现代文学家写的小说,假设他生活在北京,他就会提出许多跟北京有关系的东西,那么外国人就没有办法通过查字典、看注解直观地了解这些东西,而要通过询问当地人或者其他间接的途径。我想,我们的目的是共同解决汉学仍然存在的问题,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七分学不到”,只要我尝试了,我努力了就问心无愧。

记者:您怎么看待文献典籍对世界传播交流的影响?

倪豪士:我认为文献典籍对传播交流有非常大的影响。文献典籍是对人们来说一个很好的方式去了解各个国家文化、传统和习俗,加深彼此的交流联系,拓宽交往的范围。但现在在美国存在的问题是,美国的年轻人很少阅读典籍,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上,当然我不否认网络上也有很多书籍可供阅读。但我仍然对此表示担忧,在中国,一个作家的名字会被很多人熟知,然而在美国却不然。在德国,有很多中国的文献典籍被翻译成德文,然而除了汉学家,并没有其他人阅读这些典籍。对于杜甫、《红楼梦》很多人知之甚少,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通过典籍的传播来促进文化的交流。

 

编辑:剡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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