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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六: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综述之二
日期: 2016-11-09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11月5日,北京论坛分论坛“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丹麦、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行业领头人围绕“中国企业跨境贸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与关税”“全球价值链”“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与稳定性”等主题共同探讨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

8时30分,分论坛正式开始。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Kevin Salyer带来当日首场报告,他把时变按权重计入企业产出分布,运用混合正态模型模拟了时变不确定性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融资企业家面临高风险和低风险两种类型的冲击,基于不同时间,风险冲击也有差异。当面临高的不确定性冲击时,宏观变量会受到更大影响,在混合模型之下,破产成本也会增加。Kevin Salyer同时指出,这个模型是开放的,除了基于时间阶段外,引入新的冲击因子或其他变量,可能还会产生更多其他相关模型。

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Yasuyuki Todo 教授讲述了全球化进程下中国企业跨境交易、资本结构和专利申请的问题。利用多个国家企业大规模数据比较和可视化分析,Yasuyuki指出,中国企业尽管在全球生产供应链和股权控股中数量较少,程度较低,但与周边国家有集成的、多样化的联系纽带,即占有相对较高的网页级别,因此具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企业供应链和股权控股中占有重要地位,伴随经济增长,这个地位可能会动摇,但是考虑到中国政府与外国企业的各种多样化合作,也许目前的局面也是合适的。

日内瓦高级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黄毅就“债券发行的实际影响和金融影响”进行汇报。黄毅认为,在金融受压制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企业会利用国际债券发行来积累资金,但由于发行债券低市值、低表现,并且缺少治理,这种借贷方式往往伴有很大风险,增加了企业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研究美元债券发行的实际影响和金融影响,能够帮助企业在银行借贷和债券发行之间找到平衡点,鼓励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从金融体系改革、数字技术和监管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繁荣的原因,并指出目前仍存在数字融资成本高、数字安全存在隐患、全国征信系统不完善等问题。

短暂茶歇后,论坛继续进行。多伦多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Peter Morrow讨论了中国的关税和贸易之间的关系。Peter Morrow指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表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出口扩张;二是出口结构由过程性贸易转向一般性贸易。分析两个特征,Peter发现关税下降与公司出口行为存在强关联,关税下降效应传递到出口价格上,引起出口市场和加工贸易的变动。

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王勇构建了包含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静态和动态数据在内的模型,强调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将其置放在贸易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去理解。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高收入国家“压制效应”和低收入国家“追逐效应”两个不同方向的力度。

最后,中欧大学客座教授Laszlo Halpern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品、就业和企业行为,强调企业需要考虑多个市场组成情况来制定决策。

下午,来自丹麦奥胡斯商学院(Aarhus School of business)的Frederic Warzynski作了题为“实际生产率和出口表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的报告。他提到很多国家的出口企业会比非出口企业发展更好,但是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与外国出口企业不同的处境,常常会不及只面对国内市场的企业。由于这些数据的可信度和生产力的测量方法都有待商榷,所以他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用相应的经济学公式从多个方面分析了生产率测量,并得出了投入价格、进出口价格、数量、质量等都是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的结论。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Edwin Lai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全球生产碎片化和本地增值占出口的比例”。首先他讲到本地的增值占出口的比例如果低的话就表示这国家更深入地参与到碎片化的过程。他将这个比例称为DVAR,它是全球分工一个很重要的指标。Edwin Lai教授从众多数据中分析得出了 “当今全球的综合DVAR是下降的趋势,这些都是贸易活动更加频繁、贸易壁垒更少的结果。”等结论。

随后Fernando Parro教授作了以“贸易和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研究”为题的报告。他从贸易和劳动力市场的动态角度去研究贸易冲击,认为总的贸易冲击实际上有可能分解成不同的影响。对外国开放的程度、劳动力重新分配、地理因素、国际贸易等都会对贸易冲击产生影响。最后他得出结论:要在量化贸易冲击分解不同影响时,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和空间的模型,这样一种务实和动态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抓住在每一个分解的层面不同的影响。

一桥大学的Jota Ishikawa教授的讲题是“平行进口和修理服务”。他解释道,平行进口商品就是从得到许可的官方分销商购买产品,出口到目的国,但是并没有得到最初的生产者的允许,从中套利的行为,例如如今的代购。他提到平行进口会刺激国际间的价格套利,然后也会促进全球市场的国际融合。这种套利会使生产商的利润空间压缩,他们就会通过拒绝给灰色通道购买的商品维修或增加维修费用来减少利润减少的负面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会使厂家的利润上升,从而提升质量,还会对代购产生较大的冲击。最后他指出消费者福祉、售后与关税之间的关系可以给国家一些启发,国家也应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使多方受利。

澳大利亚中国经济研究会会长、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吴延瑞对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成果和负面问题,提出中国可以通过深化改革等系列措施,使服务业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

圣迭戈大学经济学教授Alyson Ma讨论了全球价值链、组织灵活与关税规避的关系。她认为很多企业建立全球价值链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有助于增加运营方面的灵活性,降低对特定国家贸易政策的敏感性,更好地应对国际贸易。

最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邱东讨论了价格测度的不确定性。邱东提出,由于不可测质量因素和类似质量因素模糊特性的存在,我们实际上无法明确划分价格要素和质量要素,这种价格测量的不确定性问题是根本的。为了测量纯粹的价格差异,必须把价格作为一个普通的测量要素,给予权重,得出货币总量。现代服务业混合了服务与产品,很难找出纯粹的价格量度,如何衡量服务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文/张琳 李鑫岩)

编辑: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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