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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七:“社会企业概念构建与认证制度发展”综述之一
日期: 2016-11-09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2016年11月5日上午,以“社会企业概念构建与认证制度发展”为主题的北京论坛分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八会议室举行。分论坛上午共分两场,第一场以欧美模式主题,第二场以东亚模式为主题。

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袁瑞军担任第一场的主持人。她首先介绍了分论坛的背景,这一分论坛是在韩国SK集团的支持下举行的,从2012年至今已经举办了五届。她简单介绍了中国近两年的社会企业认证工作和最近正在举行的“后认证时期社会企业能力建设高级研修工作坊”,随后论坛正式开始。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景鹏首先提出了社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不同之处——社会企业以贡献社会为目的。李景鹏认为,人们对于社会企业的认识会存在差异,因为社会企业跨越了公益慈善领域和市场领域,公益慈善领域中人性善的假设和市场领域中人性贪婪的假设存在矛盾,必须妥善处理它。李景鹏指出,社会企业认证需要确立严格的标准,这既能够使投资者放心,让一些准社会企业有努力的目标和动力,又能够使社会企业获得社会名誉,防止鱼目混珠,有利于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

北京大学的俞可平教授以“社会企业的当代价值”为主题,从社会结构分化的角度评价中国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社会创新有广阔的空间。他首先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阐释了社会创新的概念,随后说明了社会创新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俞可平认为,社会创新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服务。我们应当通过发展社会企业推动社会创新,而社会企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性的规划,应当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框架性目标制订一个社会企业行动计划。俞可平指出,社会企业应该自觉担负推进社会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既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积极主动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

来自瑞士日内瓦大学的托马斯教授主要谈了欧洲社会企业的概念和认证问题。为了更好地概念化,托马斯教授首先分析了企业的三种治理模式:股东模式、利益相关模式、三重底线模式。随后,他又从组织层面阐述了企业的四种传统治理模型。他认为,社会企业作为一种企业范式,它不仅仅关注盈利,也关注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托马斯表示,传统组织要想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会遇到很多障碍,很多组织可能会关门或者重新开设一个平行品牌,才能完成转型。根据三重底线的模式,一个合格的社会企业要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并且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财务的可行性。对于社会企业的定义,托马斯认为很难对它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这主要还是取决于相应组织的法律形式。

关于欧美模式的社会企业讨论至此结束。在短暂的茶歇过后,论坛进入关于东亚模式的讨论阶段。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俞建拖对这一场的主题进行简单介绍后,论坛正式开始。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俞祖成教授阐述了“日本社企内涵和认证动向”的问题。他首先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日本社会企业发展的背景,随后他谈到了日本社会企业的概念变化,日本学者对于社会企业的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最终形成三大学派。日本社会企业扎根于形态多元的社区,社会企业的概念也由社区性企业转变为社会性企业。最后,俞祖成谈到了日本社会企业的认证动向问题,从2007年开始,日本逐步出台关于社会企业的官方政策,近年来安倍政府又开始推动社会企业规模调查,日本政府曾经在2009年推出一套评估指标,不过全国范围的统一认证尚未实施,只在地方层面逐步展开。

来自韩国的EunSoo Lee为大家介绍了韩国社会企业的情况。她认为,社会企业既能够创造社会价值,又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社会企业能够提供可持续的就业机会,扩大社会服务,并且能够促进市场贸易相对标准化。她表示,韩国采取了很多政策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随后她谈到了韩国社会企业的现状,在韩国有1606家社会企业得到了认证,很多社会企业都是按照社会服务划分的,比如分为文化类、环境类、教育类等,并有独特的社会企业制度。EunSoo Lee从七个方面介绍了韩国的认证制度,并强调了韩国社会企业在创造就业、促进地方社区福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来自台湾中正大学的官有垣分享了台湾社会企业发展与制度建构的问题。官有垣认为,为了更好地看清社会企业组织的特质和管理模式,应当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分类。他主要以政府在社会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为切入点,认为政府可以扮演五个角色:执法、财务援助、经商培训、合作以及配合行销能力。2011年、2012年台湾政府就把社会企业纳入政策纲领,并且有关身心障碍的权益保护法中也有优先购买的条例,以此来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2014年,台湾提出社会企业行动方案,补助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官有垣提出,台湾政府在规划社会企业登陆机制方面犹有不足,由“经济部”和“劳动部”邀约登陆的形式有一定的不合理之处。最后,官有垣强调,社会企业必须要重视分配正义的问题,让公众了解社会企业所得利润的用途。

香港理工大学的陈锦棠主要介绍了香港社会企业的内涵与认证模式。陈锦棠认为,对于社会企业的评判标准不是固定的,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间维度上对它进行评价。他以1996年香港大范围降温导致老人冻死的事件以及2003年的“非典”事件为例,说明社会企业是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而逐步出现的。社会企业参与社会管理有四方面的效果:生活质量改善、解决就业问题、赋权、解决社会排斥问题。另一方面,陈锦棠指出,香港社会企业认证系统把企业分成不同的等级,因此有几套相应的评估要求,评审内容共有六项,评审结果是相对的,这对过渡期有推进的效果。

在互动交流环节,有嘉宾提出“社会企业认证的目标和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官有垣认为,对社会企业进行分类是必要的,这有助于了解不同企业的组织特质、管理方式、社会影响等。对于社会企业的认证,官有垣认为,这既有好处,又有负面影响。一方面,社会企业认证能够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没有得到认证的企业竞争压力会加大,更加难以生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新闻网学生记者 程娜)

专题链接:2016北京论坛

编辑: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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