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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土文献,窥中国文明——分论坛一:“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综述
日期: 2016-11-09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2016年11月6日至8日,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为主题的北京论坛(2016)分论坛一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国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从“出土文献研究的国际视野”“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战国秦汉简帛研究”和“秦汉魏晋隋唐出土文献研究”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相互交流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

字斟句酌——一字一词须思量

许多出土古文献之中的字形字义都值得反复研究。清华大学赵平安教授发言主题为《谈谈战国文字中用为“野”的“冶”字》。言战国时代从土从田,予声,后来土和田粘连在一起写作“野”的字,可以看作“冶”的异体。赵平安指出从字形、字音的结合与纯粹字形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目前这种写法的“野”字,仅见于晋、楚两系的文字中。日本中央大学阿部幸信教授指出长沙简“调布”之“调”本质在于调整物流,而非赋课之意。

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以“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猗嗟”谈射礼文化的意义与内涵”为题,认为“四矢”一词之使用明确显示先秦射礼之严谨。张光裕论证了射礼文化源远流长,蕴藏传统文化深意与内涵,有移风易俗之功用。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石安瑞讲师对祖先使用日名和谥号的言语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铭文中日名的使用更着重于祭祖仪式,而用谥号的铭文更多使用于记述赏赐等官方事务。

英国牛津大学麦笛教授在“‘书’类的传统与文本重构‘金縢’与‘周武王有疾’之重估”的报告中辨析和诠释了“周武王有疾”中的施行特征,从动态文化的角度思考“书”的传统,认为这些再创的文字不仅形式、文体有异,其所传达的内容亦有所不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麦里筱教授,发言主题为《中国境内古今文字里“虹”字的构形及其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她将甲骨金文与纳西族文中的“虹”字进行比较,指出天虹这一自然现象在民间的分布非常广阔,且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复旦大学刘钊教授发言主题为“从出土文献看《山海经》”。刘钊探讨了《山海经》的内容、文本形式以及成书年代问题,并结合出土文献材料,如甲骨文资料、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等,着重探讨了《山海经》蕴含的重要价值,并纠正了以往一处断句的错误。

见微知著——文物文献蕴文明

出土文献对于文化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庆浩教授发言主题为“出土文献《论语》在古代东亚史中的内容和展开”。古代东亚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是吸收从中国传入的律令体制建立的。对官吏而言,熟知《论语》《孝经》等与国家治理理念密切相关的经典成为必备知识技能;而能通过实证材料确认与此相同的古代东亚社会状况的,便是出土文字资料《论语》。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在题为“北大秦简《禹九策》”的发言中介绍了北京大学藏秦简《禹九策》的内容,称《禹九策》属数术类文献,肯定了《禹九策》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定时期的文物文献是该时期历史背景的反映。德国慕尼黑大学夏玉婷教授探讨了青铜器铭文里反映的克商及文、武王的记忆与早期中国的纪念政策。她认为这样一种文化记忆传承的过程以礼仪、格式化的语言等媒介表达,并且保存在青铜器铭文记录中,对集体记忆塑造和控制的权力掌握在周王手中。韩国檀国大学沈载勋教授发言主题为“浅论大河口霸国墓青铜礼乐器所见的‘逾制现象’的两面性”。他指出大河口墓地的“逾制”现象需要放在西周丧葬礼仪的框架中进行研讨。韩国成均馆大学李裕杓讲师通过探讨多友鼎铭文所载战争过程以及军事领导关系,认为贵族接受周王之册命,贵族家臣以“策名委质”与贵族结成主从关系。香港中文大学沈培教授指出清华简《子仪》所反映的历史,是秦穆公在求得国内安定的情况下,重新唤起秦国重新称霸的梦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先生发表了题为“曾国墓地大墓之墓主人身份与曾侯與钟铭文”的报告。他通过分析墓葬排序、出土铜器器形以及铭文内容等,对叶家山墓地墓主人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考辩,并结合其他相关西周铜器铭文资料对西周早中期西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通过文献对比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新加坡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顾史考教授发言主题为“上博竹书《鲁邦大旱》探源”。顾史考通过仔细辨析《鲁邦大旱》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五章的区别,探讨了其不同的源由,深入发掘了文本的思想内涵,并以此来说明了一些思想史上的问题。美国理海大学柯鹤立教授发言主题为“清华简‘筮法’与北大简‘荆诀’的比较研究——从两种占筮文书看楚国文化”。清华简“筮法”(约前4世纪)与北大简“荆诀”(约前1世纪),两种文书尽管相隔几个世纪,但都反映了古代楚国的文化习俗。两种占卜方法都依靠数字计算以产生卦象,但展示方法完全不同,占卜时考虑的外部因素也完全不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侃理研究员比较了《史记》与《赵正书》,认为《史记》在胡亥继位问题上,接受了源于楚人反秦政治宣传的主流历史认识,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别出心裁——古籍之中见新意

学者们对于一些颇具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认为近数十年出土的文献显示,传世的典籍几乎都已不是先秦文献的本来面貌。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左传》《论语》和《孟子》所使用的助词比较来证明“左语”不同于鲁语,从而证明《左传》的作者不是鲁国人,这是不可靠的。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汉代竹简,对理解早期中国文献具有重要价值,几近完整的《老子》早期版本便是其精华之一。然而北大简不是科学发掘出土,导致学者邢文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美国哈佛大学傅希明先生重新观察和检视了这批竹简,认为北大简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北京大学韩巍副教授指出北大简《老子》所出现的背划线的现象,也可见于北大简《赵正书》和《周驯》,以及一些清华简,认为从战国至西汉中期,在竹筒上刻划“螺旋状”划线的做法是一种稳定的工艺传统,不构成对于汉简《老子》证伪的证据。武汉大学陈伟教授认为过去对简牍的断读和对“居县”的认识需要修订,“居县”实为当事人家乡所在之县。

许多教授也从出土文献中找到一些研究的新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先生认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所载《郑文公问太伯》一文的两个文本是抄手利用了两个不同的底本来进行抄写的,由此对于中国古代文本制作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新思路。日本东京大学小寺敦教授通过与《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的对勘,讨论了清华简《系年》中所见的女性形象,在把握《系年》里女性人物的记述方式与特点的基础上,认为可以更深入地挖掘《系年》关于女性记述的史料特点。美国罗格斯大学助理教授Sukhee Lee发言主题为“来自死者的故事:出土墓志与观察前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新视角”。认为利用新出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墓志铭,可以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发展出革命性的认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来国龙教授认为借助近年来新语文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复兴,可以为简帛研究提供新的突破,探究早期中国文本及蕴含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意义。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作总结发言。邓小南表示,中国出土文献引起东西方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近些年在海内外交流广泛。“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以来的第一项工作,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面向人文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将不断推动基础学科的研究发展和跨学科的交叉合作,促进国际学界的深度交流。(文/校报记者 齐华瑞 张守玉 周伯洲 彭兴琪)

专题链接:2016北京论坛

编辑: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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