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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中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作用”综述
日期: 2016-11-09  信息来源: 新闻中心

11月4日至6日,2016年北京论坛分论坛四“中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作用”在钓鱼台国宾馆和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加拿大、津巴布韦、荷兰、南非、韩国、英国、新加坡、日本、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德国、中国等国家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国际合作逻辑、国际规范、发展援助、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等角度深入探讨了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作用。

应对全球问题:合作与约束并行

“国际关系整个体系变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第一位发言人——巴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意大利前首相Enrico Letta感慨道。针对日益落后的全球治理体系,他提出未来有效的全球治理要强化多边治理体系,需要把国际、地区、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参与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需要发挥教育的作用,加强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公共服务与教育的全球标准委员会执行官Laurel McFarland女士,中国MBA指导委员会执委、中国人民大学杨开峰教授也提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提出“认证”这一国际合作逻辑,鼓励各国大学参与到全球的认证机制合作中,通过在教育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增强全球治理的合作的能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张小明教授主要谈论了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变迁,他认为作为国际社会新成员的中国一直跟不上国际规范的变迁。但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伯克利大学博士Seung-Youn Oh却发现,中国在工业政策领域却能领先于国际制裁。她通过具体分析中国在风动涡轮机和汽车零件两个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案例,发现中国能够熟练掌握世贸组织的规则并进行巧妙的运用。

崛起中国的角色:挑战还是融入?

全球化的浪潮也席卷到正在崛起的中国,那么,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美国丹佛大学的赵穗生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其今天强大的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因此不满足于自身在现存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如果中国的需求可以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和对一些规则进行细微调整得以满足,扩大中国在现存秩序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成为对现有规则的革命者”。

北京大学的王逸舟教授在分析中国心态时认为中国目前依然坚持邓小平时代的外交路线,中国是全球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不是挑战者,并坚信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大影响。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徐昕教授于王逸舟教授所见略同,他认为目前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得更为积极可能是由于受到了国际国内的某些因素的迫使,针对某些质疑的声音,他提出建议说中国在此阶段不仅物质上要变得更强大,同时还应更多地提升国际公信力。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教授则进一步认为,国际社会应信任改变中的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高级讲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访问学者潘成鑫教授在看待中国挑战这一说法上,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那些“中国挑战”的论断是基于国家主义的方法论倾向得出的,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个国家,而应该用全息的视角去看待,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挑战”的话,那也应是一种“本土化的全球挑战”——“因为中国已经实现了对全球秩序、体制和规范的内化”。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看,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中国是作为一种改革的力量,我们应用全息的视角看待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亚太国家:新的秩序与视角

针对目前复杂的东亚和东南亚国际形势,学者们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T.J.彭佩尔教授对当前东亚局势点评道:“二战后美国主导了一系列的经济、安全组织。东亚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是全球性与地区性安排的结合。冷战造成的分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依旧提醒着不同国家关于构建东亚安全秩序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受旧国际安全秩序的影响,美国依然在东亚有决定性的影响。”

日本同志社大学的Mine Yoichi教授提出:“人类安全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公民自由、社会权利和集体权利被协调一致,并能通过综合性的分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类安全需要首先认真倾听面临严重威胁、遭遇极度贫困的人的声音。”

以东盟为例,日本国立新泻大学的张云教授提出:“东盟作为地区治理的重要行为者,未来能否继续发挥稳定区域和沟通大国平台的作用,关键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在其内部之间和同中美之间达成新的共识和理解。

韩国西江大学的Ha Shang-Eung教授通过考察韩国人对脱北者的态度及其对南北韩关系的看法,分析了公民认同和种族认同的相关性。他指出:“尽管有所谓‘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民族文化的相似性,但过去60多年的政治分裂倒使韩国人认为朝鲜人民是’外群体’,与其他外族移民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南南合作:发展援助视角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分析了南南合作的几个新变化,南南合作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替代性经验,发展意识形态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它们在国际合作中越来越注重自身的话语权并试图将替代性经验制度化。

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Yasushi Katsuma教授介绍了埃博拉疫情爆发以及各相关方防治的情况,指出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在公共健康应急事件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建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安山教授指出,技术落后是非洲工业化的瓶颈,中非技术转移是双向的,中非技术转移主要有教授学生、开设培训课程、在岗学习等模式,他相信中非之间的问题越多表明双方的交流越多、关系越好。

来自伦敦亚非学院的Hahn先生曾在非洲工作多年,他解读了西方媒体炒作的中国新殖民主义问题,分析了美国通过恐怖主义措施颠覆敌对国家政权的案例,指出今天的国际援助是赤裸裸的贿赂,美国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并不能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庆杰教授从博弈论的角度介绍了国际发展合作,他认为中国与其他的替代选择相比创造更大的蛋糕,如果联盟的成员加入联盟不能获益就会退出,中国应该在稳定的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Alison Gillwald教授从非洲的角度分享了她对互联网治理问题的看法,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互联网治理在国家政治、经济较为割裂的非洲变得异常重要,非洲国家应该积极融入到多利益相关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积极发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海方教授回顾了亚非团结的历史以及中国的非洲、

拉美情节,分析了中国在亚非团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和亚非团结的关系,指出我们可以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实验新的多边机制,改变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形象。

国际人道主义的干预:合理与有效

巴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Enrico Letta教授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程度不同,他们在国际合作事物中承担的责任和分工也有所区别,在工业化进程中,政治和社会形式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化,随着其教育资源的增多和教育形式的改变,人口素质将不断提高,而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对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起到重要的影响。 来自津巴布韦非洲女子大学的Fay King Chung以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以及阿以冲突为例阐述自己对“国际范围中权力和责任”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现今中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区域问题,更折射出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只有干预中东问题的大国清楚的分析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矛盾点,才能真正的维护中东地区人民的权益。

来自美利坚大学的赵全胜教授谈及儒家哲学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原则的影响,认为中国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中国要加入到国际组织、融入国际秩序、参与国际治理的当下,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学的重要部分。

来自北京大学的贾庆国教授谈及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国际干预。他认为某些国家对于人权的定义过于宽泛,导致很多时候人们其实并不能分辨出干预的原因、目的、以及武装干预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因而干预问题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中国的外交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自己海外的国民的合法权益,而非主动对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干预,可以看出中国对干预内政的定义是严谨合理的。(校报记者 张琦英 戴正 黄叶 刘静怡)

专题链接:2016北京论坛

编辑: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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