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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哲大会快报】第5日 从自然与生命的探讨到仁与正义的认知
日期: 2018-08-20  信息来源: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秘书处

编者按:8月17日上午,题为“自然(nature)”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第四次全体大会召开,主讲人有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Guillermo Hurtado、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Sebastian Rödl、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教授Peter Singer。

全体大会之后,召开了专题会议,主题为“权力、责任和正义”,主讲人有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Julian Nida-Rümelin、法政大学政治科学教授Chaiwat Satha-Anand、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和哲学系哲学教授Sally Haslanger。

在8月17日晚上的捐赠讲座阿韦罗伊讲座由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荣誉教授Hans Lenk主讲,题为《古代与现代“仁”的时间伦理学——具体的仁:从孟子到史怀哲》。

全体大会 自然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第四次全体大会以“自然(nature)”为主题,于8月17日上午九点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主席为Demetra Sfendoni-Mentzou教授。

主讲人有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Guillermo Hurtado、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Sebastian Rödl、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教授Peter Singer。

Guillermo Hurtado教授主讲的题目为“静物画/死去的生性”。在演讲中,他首先对静物画在不同语言中的名称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巴洛克时期,“死去的自然”是对静物画的一种独特的称呼,将我们带向了对生与死的思考。而且,这一命名中也蕴含着深刻的隐喻意味,并对于我们理解“存在”这一巴洛克概念亦颇有帮助。

以“虚空画”为代表的静物画中总有一种对生命的排斥,既象征着生命的短暂也表达着人类的虚无;然而,在修女静物画中,生和死发生了和解,“生命”的力量被重新提起——人在死于信仰的一瞬间便是战胜了死亡,重生与复活的意味在其中被点亮。

而随着耶稣受难画的产生,西班牙天主教徒的巴洛克绘画完成了从“趋小的描绘”到“趋大的描绘”的题材上的跳跃,德性和奉献的意味被他们高扬。

而且,不像新教徒绘画将死亡视作一种“被动的自然”,生命和复活在这些天主教徒的画中意义非凡。

在讲座的最后,Guillermo Hurtado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的世俗社会中,我们不再被认为是神的造物了——而“生性”也因之而宣告死亡,“死去的自然”似乎不再是一种隐喻了。然而,似乎正是因为有神,死亡才没有对我们获得完全的胜利——因此,这来自巴洛克时代的教训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Sebastian Rödl在演讲中讨论了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一个经典的问题:实践推理的结论仅仅是思想,还是行动?

Rödl教授首先讨论了弗雷格对推论的一般界定。弗雷格认为,推论是一种判断,而主体在做出判断时一定对这一判断的相关辩护基础有所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弗雷格将“推论”等同于推论的结论,因为对于弗雷格来说,推论的前提内在于结论之中。

接着,Rödl教授将弗雷格对推论的界定运用到了实践推理中:实践推理的结论是一个判断,并且这个判断是在对该判断的相关辩护基础的意识中做出的。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那么实践推理的结论就不能仅仅是思想而不是行动。因为,如果实践推理的结论不是行动,那么这个结论与行动就需要以一种外在的方式相连。

这样的话,那些为实践推理的结论辩护的东西就不能够同时辩护实践推理所导出的行动。而这与实践推理的概念是相矛盾的。

最后,Rödl认为,如果实践推理的结论就是行动,那么我们能够论证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在其中,自然被理解为由善这一所有实在的最高原则所支配。

针对生态问题,杨国荣教授发表了题为“天人共美——以‘人’观之与以‘天’观之的视域交融”的演讲。

杨国荣教授认为,生态问题产生的源头是人的存在,并且也与人自身的存在特点密切相关。倘若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示,天人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便是“天人相分”。

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解决都关系到“以人观之”和“以天观之”这两重视域。“以人观之”是从人自身的视域出发,从理性、价值等多个角度理解和评判世界。

宋明理学家们提出的“民胞物与”、“仁者与万物一体”等观念便是对这一视域很好地诠释——世界中的一切对象都应被理解为与人相关的对象,并被赋予相关的价值意义。这一看法不仅包含了实质层面对自然等对象的价值关切,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其提出了如何展开这种价值关切的总则,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把握人与人关系的出发点。

因此,在这种视域下,天人关系中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倘若在生态问题中过度强化这一视域,便容易导向狭隘的人类中心观念。“以天观之”则强调要基于自然本身的规定和法则去考察自然,并由此把握协调天人关系的现实条件。

从哲学史上看,道家对这一点有着比较自觉的意识,道家的“为”总以合乎自然法则而非合乎人的目的为的基本前提。然而,倘若不对道家“等观天人”的观点适当强调,也会导致“自然中心论”。因此,从解决生态问题的角度看,合理的进路就在于走向“以人观之”和“以天观之”二重视域的交融和统一。

这种统一最基本的意涵便是合目的性和合法则性的统一。杨国荣教授进一步指出,倘若从更本原的层面看,“以人观之”和“以天观之”这两重视域的交融也涉及对天人关系的深层理解:我们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并非原始的、前文明状态下的合一,而是在合理的天人相分的前提下,通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地重建而达到的更高层面的统一形态。

而在这种更高形态的的统一中,关乎“善”的伦理视域和关乎“美”的审美视域也达到了统一,而这一境界和生态理念便是“天人共美”。

Peter Singer教授在讲座中主要讨论了动物的道德地位。Singer教授首先梳理了西方传统以及东方传统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讨论,尤其是佛教对于动物的看法。同情所有有觉之物被认为是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接着,Singer将目光转向了当代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流立场。这一立场认为,我们有义务善待动物并避免残忍对待他们。但是即使在其他动物与人类共享相似的利益时,我们也不应该给予动物利益以相通的权重。

Singer认为这一立场仍然是一种物种主义。物种主义是一种仅仅基于物种的对于其他存在物的偏见。我们应该像拒绝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偏见一样拒绝物种主义。而意识被认为与道德地位紧密相连。

因此Singer紧接着指出,事实表明很多动物都具有意识。在讲座的最后,Singer教授提出了一连串在该领域仍然需要被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留给我们共同思考。

专题会议 权力、责任和正义

本次专题会议的主体是“权力、责任和正义(rights,responsibility,and justice)”,由印度哲学研究委员会、文明研究中心成员Bhuvan Chandel教授主持,主讲人有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Julian Nida-Rümelin、法政大学政治科学教授Chaiwat Satha-Anand、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和哲学系教授Sally Haslanger。

在现实生活中,行动的责任归属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而在题为“哲学与法的责任”的讲座中,Julian Nida-Rümelin首先援引了英国法哲学家哈特的观点,即法律事件中的责任归属同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归属是密切相关的。

Julian Nida-Rümelin指出,虽然哈特的这一理论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和批评,但她依然认为,行动和责任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容解除的联系,而适用于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规范性标准也具有一种统一性——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对行动理论的哲学讨论中见到其基础,另一方面,其在法学理论中也有相应的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Julian Nida-Rümelin看来,行动和责任是两个彼此紧密联系的概念,不存在一种无须负责的行动,也不存在一种对没有行动属性的行为的责任。

然而,虽然行动和责任是密不可分的,行动并不是完全责任归属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完全责任的归属条件十分苛刻,而其核心便是行动者的判断力、意志力和“自我强度”。

然而,倘若将法律领域责任和行动的关系同日常生活实践直接类比,关于责任的概念很可能变得明显过于狭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相对于为具体的行动负责,人们在更大程度上是被要求为他们行动的后果负责。

而主讲人认为,将真正的对行动的责任等同于道德责任的做法是比较勉强的,因此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形式上的责任称为“制度性责任”,以与真正的道德责任区分开。

Julian Nida-Rümelin认为,真正的道德责任,与行动者的“意图”及其作出的“决定”紧密相关,因而与其“信念”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关乎信念的保持的人格同一性的概念和责任之间也应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因而在法律事件中,“诉讼时效”的问题应当被更仔细地纳入考虑——当时间的跨度持续增加时,当事人与作案人的人格同一性也会逐步降低,要求其为其作案时的想法进行辩护的意义便会降低。

而在关于极端主义的讲座中,Chaiwat Satha-Anand讨论了极端主义语境下的权力、责任和正义的问题。

主讲人认为,极端主义之所以如此有力量以至于吸引了那么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参与到暴力行动当中,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为他们自己的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权力和正义而奋斗——而这一过程,在Chaiwat Satha-Anand看来,则是通过夸大极端主义本身的力量而完成的。

本文的讨论围绕着五个关键词展开:“奖励”被认为是开启“极端主义的扩大”的一扇门——欧美国家对于反极端主义的巨额投资意味着他们感到为他们所看重的权力、正义、宽容和责任受到了极端主义的威胁;

在第二个关键词“证据”之下,Chaiwat Satha-Anand讨论了一个全球的组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一个网络上的恐吓新闻,以指出为什么极端主义可以在同时讨论权力、责任和正义的时候作为一个具有连接性的概念;

主讲人则将通过考察第三个关键词“极端”以说明极端主义这个概念在哲学反思中的根源;藉由第四个关键词“魔法”,Chaiwat Satha-Anand指出了极端主义的力量是如何吸引人们的。而文章以“代达罗斯”以此作结,通过回到柏拉图的第一个对话来批判性地进入“极端的魔力”这一问题。

在专题讲座的最后,Sally Haslanger围绕着“不正义”、“系统”和“社会运动”三个概念进行了讨论,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不正义”以及调整的可能的方式:

Sally Haslanger认为,在讨论什么是“不正义”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现实的、具体的问题,——在没有“理想的”理论的情况下,问题依然能被解决,因而特别是在事实情况与“理想”相去甚远的时候,苛察缴绕于那些“理想型”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对于“不正义”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来帮助我们发现并挑战统治系统中隐藏的偏见。Sally Haslanger指出,一旦我们想去发现社会问题的根源,就会发现许多“不正义”的产生是系统性的,来自于社会的结构和运动,而我们的观念也在被存在于我们周遭的“结构性不正义”的事实形塑。

Sally Haslanger认为,社会系统就像生态系统一样,其中的诸部分相互依存地维持着社会系统的运转——它们虽然指向着平衡,但也时时保持着动态。

但这“结构性不正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改变就是完全可能的,虽然也并没有什么能够保证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能够趋向正义。

由于社会运动所针对的是依然处在动态平衡的社会系统,一方面,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的现象,我们还必须提出修正的方案。

因此,在Sally Haslanger看来,社会运动需要这两个条件:首先,必须从法律上改变那些来自原有社会结构中既得利益者的偏见;复次,给出一些在认识上和道德上还经得起考验的、可能的实践方案。

而在文章最后,Sally Haslanger指出,正义,永远不可能被预先判断而是必须依赖于道路。因此,我们只能在历史的道路中共同面对出现的各种不正义,接受、面对并拥抱那些可能带来正义的生活方式。

阿威罗伊讲座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捐赠讲座“阿威罗伊讲座”于8月17日晚6点30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讲座的主席是就职于印度哲学研究委员会的Bhuvan Chandel教授,主讲人是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荣休教授Hans Lenk,演讲的题目是《古代与现代的仁的实践伦理学——具体的仁,从孟子到史怀哲》。

在讲座中,Lenk教授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哲学中对于“仁”的诸多认识,结合史怀哲教授的思考,他认为孟子通过论证在社会情境中所嵌入的具体的仁,同时无需依赖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而一方面反对了伦理学的抽象性,另一方面反对了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或形式化;

在孟子的伦理视野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并非形式化的、普遍性的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伦理法则(虽然孟子也并不否认之),而是在具体伦理实践中被着重强调的人道价值。

他因此认为孟子真正将普适伦理的视野和仁的观念(为仁的伦理学)与人们在思想、规范和行动中具体的和实践的需要结合了起来,也因此孟子似乎是第一个把仁的观念真正切实地放置于“仁于实践”的具体观念之中的“智贤”。

在处理古典传统之后,Lenk教授的质询是“什么是今日和将来的关于具体的仁的伦理学?”他给出的回应是,今日的仁的伦理学的核心观点是一种关于实践的或具体的慈悲(konkrete Humanität)之理论的观念,它可以通过一个多少反康德或者超康德立场的论断得到表述:“不要总是严格地依赖于抽象的道德规则和律令,而是要去践行一种更为人道的、更加个人和处境导向的生活之道。”

Lenk教授从对史怀哲的讨论出发,为此涉及了一个口号:“当拿不准的时候,就着眼于具体的或实践意义上的仁/人道而辩护和行动(in dubio pro humanitate concreta sive practica)。”这同时也是全场讲座观点的核心表述。

最后,Lenk转向现实问题,其核心关切是普遍人权问题以及上述相关思考在此问题上的具体应用。

他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在关于保护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严格和基本的意义上讲授人权——尤其是考虑到在具体(实践性的)的人道的情境中——我们还是应该做到,确保在关于人权和人类尊严的一般讨论中纳入对于有意义的属己活动和真正创造性努力的伦理性人权或正当道德要求。

人类是具有创造性和自由的存在者:不仅在理想上来说是如此,而且在实践情境中也是如此,教育应该促成这一目标,并且强调那些已经被扩展的人权观念的积极主动意涵。

在讲座结束后的讨论环节中,杜维明教授和Lenk教授就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杜维明教授赞同Lenk教授对于仁之具体性的强调。他认为,这种具体性蕴含了两个后果。

首先,多样性是具体性的题中之义,因而在具体的生活处境中,我们需要将多种价值纳入考量。其次,对于儒家来说,具体性总是指向实践以及此时此刻具体的个人,而非是某些抽象的或彼岸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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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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