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拳拳之心 忧国忧民

当出租车驶到博雅塔的时候,司机非常兴奋地对记者说:“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靠近这个塔!”记者明白司机的感受,虽然记者已经走出校门近3年了,但每次踏入北大,内心总有莫名的激动。这次来参加由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两会解读会,记者将再次亲眼目睹众多国内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李玲、李稻葵、姚洋、王小鲁、陈平等。穿过安谧的未名湖,有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这里就是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了,去年也是在这里举行了两会的解读会,而今年的这次持续了近5个小时的解读让大家感觉到的不是长时间开会的乏困,而是真真正正享受到了一次精神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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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和前瞻性:李玲谈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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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年的报告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它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我们过去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没有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作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提出来。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政府它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确确实实我们是一种大国的心态。”归国5年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对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颇多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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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部制,李玲教授认为,大部制是政府改革所必须的,也是为了新形势发展所必须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如果把视野放大一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政府部门的改革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做到这样的程度,这就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很快就可以得到推行。实施的步骤跟我们经济改革也是一样的,摸着石头过河,由易到难,而且侧重增量改革。对于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李玲认为,中国政府是准确的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动态和机会。信息化是中华民族崛起最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信息化带来全新的东西,从政治体制,组织架构,管理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换的方式,它彻底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生产和社会各方面的形态。“像手机,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你到美国去,就会发现它的信息化程度比中国差得多,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我们人口规模的优越性,我们短信的使用绝对开创了我们的模式,也有我们的文化优势,但是也不要忽视我们的制度。”李玲对于这次大部制改革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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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医疗问题,李玲教授认为,这次政府报告是非常务实,过去都是原则性的,这一次都是讲多少钱,而且细到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在两年内要从50元到100元,政府的筹资从40元到80元等。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要负责任,投入加大了,但在机制上还需要下功夫。现在政绩指标正在改变,环保、民生成了主要的政绩指标,GDP不再代表一切了,如何设计较好的考核官员的政绩指标呢?盲目的投入不见得带来效率,我们应该真正的投入效率,看改善了当地人民多少健康,改善了多少教育,改善了多少环境,用最少的钱得到了最好的效果来衡量政绩,这样才能真正使我们的民生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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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中露机遇:李稻葵话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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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一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谈了三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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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稻葵认为,人民政协制度有它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媒体也好,学者也好,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政协开会期间,委员们的各种观点,但对政协制度本身的关注还不够,甚至还有一些误解。“它真正是体现了中国国情”,李稻葵认为这是一个独创性和创造性的体制。它的委员是来自于社会各界,尽管不一定是按照人数去反映社会各界的流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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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困难表现了巨大的勇气,一点都不回避,包括总理在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非常坦率地讲,今年包括未来几年的经济工作恐怕是最困难,最复杂的。”李稻葵对于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是,这个复杂性和困难来自于两个地方,一是短期来看我们有物价上升的压力,有个别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结构性的物价上涨,进而有可能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二是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给中国经济的运行带来一系列的挑战。李稻葵认为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于物价上涨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政府没有直接把价格上升归咎于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或者说更明白地说是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成本上升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城,企业对这些劳动力的用工成本上升了,因为农村的劳动力逐步减少,所以农民养猪种菜的积极性就自然下降,由此带来肉价、菜价的上升。二是来自于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这直接传递到我们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加工业的成本上,因此带来了价格上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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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为发源地的次贷危机带来了整个西方国家信用链条的绷紧,带来了经济增长力的下滑,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进入衰退,但是经济增长率下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李稻葵认为,这次次贷危机发源地虽然是美国,但最大的受害者不见得是美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资金市场,制造业市场已经非常全球化了,美国在短期内可以利用它的经济政策吸引海外的流动性资金来补充美国国内信用链条绷紧的压力。第二,现在美国成立了一个经济决策的团队,李稻葵称之为“梦之队”,财政部长来自于美国华尔街的高盛,他对次贷危机产生的机制,次贷危机传播的机制,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恐怕是再了解不过的。第二个成员是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他同样对于经济危机传播的机制是非常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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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稻葵认为,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机遇。由于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华尔街的主流金融机构出现了资金不足的局面,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它饥不择食,它对中国的投资,不管你是来自于主权财富也好,还是来自于国有企业也好,他们是比较欢迎的。通过入股华尔街,我们从而可以获得这些主流金融机构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从而化解来自于这部分主流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未来有可能带来的负面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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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新的增长点:聂梅生话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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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价问题无疑是当今社会最为热门的一个话题,作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经常是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即使是到了北大来参加两会的解读会,还是有媒体专门“追”了过来。聂梅生在解读会上的发言同样也“抓住”了所有与会者,参会的一个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会后告诉记者,她认为聂会长的讲话是最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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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有两个板块,一个是福利性的,由政府去管,一个是商品房,交给市场,这本来是挺清楚的一件事,但中间经过很多次反复。”这一次在“两会”中提出,增加廉租房的投入,比去年增加了10几个亿,逐渐的解决低收入,低收入这一块从经济适用房解决,这期间有很多呼声,就是说中低收入怎么办?夹心层怎么办?聂梅生认为,从最低到低到夹心层都应该交给政府,高收入部分一定是用商品房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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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和房价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聂梅生得出的结论是,完完全全正相关,也就是说CPI越高,楼价就越高。原因在于2004年开始,我们一直唱“高增长低通涨”的调子,其结果就是说我们在存款的问题上逐渐出现负利率,在负利率的情况下大家就不存钱,不存钱自然就拿出来投资,要么股市要么楼市,二者又是互动的。他要买房便先去炒股,炒股赚了钱就买房,回来一看房价也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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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家统计局出来的数据,去年的12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5%,今年的1月份同比上涨11.3%,2月份同比上涨10.5%。到了3月份,股市开始在低迷,楼价又开始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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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不升息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聂梅生指出,升息以后成本上升,如果存贷都升的话,主要是对靠抵押贷款的企业影响比较大,他会压缩需求市场,但是对开发商影响不大,因为升息以后财务成本上升了,它会转移到房价里面去,由此促使房价上升。降息现在也不太可能,降息会导致流动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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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升值已经晚了。”聂梅生认为,其实国外的资本早就进入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收购烂尾楼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赚人民币了而且早就赚足了人民币。而中国现在始终不对外开放直接融资,世界银行又卡着,基金又不开放,对房地产也始终是不开放直接融资。所以,国外当然希望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越升值他们就越赚钱。所以人民币升值在房地产这个领域已经晚了,国外的资本现在都做人民币,他们不需要美元进来。现在美国的利率下降,中国的利率上升,如果人民币再升值,那么人家就又套汇又套率,而且房地产还在涨价。聂梅生认为:“今年仍然会出现类似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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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到底房地产怎么做呢?”聂梅生认为,在房地产、商品房市场上原来出台的很多政策都是适得其反的,比如加税,越加税越往下面传递,房价越高。“应该是找到新的增长点。”聂梅生指出,在目前宏观经济情况下,还得靠自己解决,要靠内需来解决问题。房价不能大起大落,不能把中国的房地产搞成资产泡沫。但是也不能把房价弄得特别低,因为它占GDP的比重已经大于10%了,而且在个人的资产当中,83%的都是房产,现在讲保护财产性收入,如果房子都贬值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了。在GDP的增长当中,房地产拉动了2.5%左右,一发而动全身。聂梅生介绍,尽管美国现在次贷如此糟糕,经济如此糟糕,但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启动了新的增长点,他们启动了50岁以上的这一块房地产市场。“把中国的财富锁在中国,中国的财富不能够流失到国外去。”聂梅生坚定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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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烦恼:李伏安谈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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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升值,国家外汇储备增多,外贸顺差加大,这些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梦寐以求的事情,我国现在都有了,也正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引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刚的话,这是一个“美丽的烦恼”。李伏安认为,对于当前的金融形势,总的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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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消费不足不是主动消费不足,而是被动消费不足,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投入的缺乏导致劳动力创造收入的能力不足。李伏安认为,在国内经济循环当中,更多的是忽视了人的投入,忽视了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投入。这次有政协代表提出来给全国人民每人分1000块钱,其实是最简单提高消费能力的一种政策建议。好像每人给1000块钱,我们的内需就可以被拉动起来,其实,不管穷人也罢,富人也罢,真正的消费能力不在这1000块钱本身,而是这1000块钱给能否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消费能力。举例来讲,联合国拿钱出来扶贫西部,每人给30元50元钱,很多人拿到这钱就去买酒回来,一下就喝光了,这怎么可能增长能力呢?所以,我们的福利增长应增加内需,增加老百姓真正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劳动能力上升了,就能够平衡我们内部经济,使我国获得外贸带来的顺差收益,由此不断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换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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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忧参半:陈平谈大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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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但在北京大学里面他的名字被众多的学生所追捧,他的课最受学生的欢迎。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陈平有着显赫的学术履历和背景,他1982年起师从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教授,他还有两个“头衔”——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高津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研究科学家,比利时索尔维国际物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平教授每次发言都会有“惊人”之语,每次发言也都能够赢得听众的喝彩,因为他那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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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是连续有序换届。副主席和新的副总理都出来了,年轻化、知识化、廉洁化,务实亲民,我认为这是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政府应付危机,如非典、雪灾的能力远远高于美国政府对抗风灾的能力,所以中国政府改善环境的步子也比美国政府坚定,表现出世界大国的风范。这是我对两会的高度评价。”陈平对于两会的评价简短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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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次大部制调整,陈平教授“喜忧参半”。陈平认为,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关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比日本韩国还要开放的市场经济,但为什么中国得不到市场经济承认的地位?我们的改革不能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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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陈平教授非常忧虑的是,以环境保护为名,扶持国有和外资的垄断企业,打压民营企业。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民营经济占大头,国有企业做骨干,但是不能占大头,外资只能占局部,最多占一些高端的行业,尤其不能让外资的市场份额超过15%到20%的份额,甚至超过30%的份额,这样一种引进技术实际上是把中国重新变成一个受西方外国资本控制的市场,绝对不能在法制面前,在技术标准面前,平等竞争的名义再一次打压民间企业,而是应该向有竞争能力的民族工业倾斜,包括房地产的投标。我们尽量利用的是带有技术和管理含金量的国外资本。

    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王小鲁谈大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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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首先表示认同林毅夫的分析:“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问题,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其实很多都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比如消费持续上不来导致巨额的储蓄,导致经济增长要过分地依赖投资拉动和依赖外贸出口来拉动,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背后都存在收入分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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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鲁在赞同了林毅夫关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上的观点后,补充讲资源性收益方面的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小鲁认为,收入分配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短期宏观政策能解决的问题。以矿产资源为例,多年来我国矿难不断,已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制度上没有解决资源收益应该怎么分配的问题,自然资源的收益应该改变这样一个不公开,不透明,私下交易,钱权交易的途径进行分配,应该是一个高度透明的,放在桌面上放在阳光下,它的收益应该主要部分归社会所有,归全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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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寻租问题也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小鲁表示,之所以造成收入不公平,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寻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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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鲁认为,要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推动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验可以借鉴到政治体制改革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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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部制,王小鲁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缺乏建立一整套制度,比如在自然资源、收益分配、收益管理方面。同时,必须把政府的管理透明化、公开化,放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社会工程。

    在两个极端中寻找平衡:姚洋谈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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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国家都在两个极端中间要寻找一个平衡,一个极端就是集权,政治上的集权,另一个极端是极端的民粹主义民主,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摆动。目前中国正在探索一种新的民主化道路,姚洋认为,中国在民主化的进程里,并不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落后,总结过去30年的经验,可以说我们的政府基本上做到了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要么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府,要么极端的集权政府,我国的政府是一个中性的政府,在中性的政府之下我们取得巨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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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率可能要作出更多让步:霍德明谈控制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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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认为,政府要实现年内将物价控制在4.8%的目标,“可能要在汇率方面作出更多让步”。他预测,今年人民币汇率涨幅可能会达到15%到20%,否则政府将不得不以剧烈的宏观调控手段,将增长率压到8%或者9%,才可能实现全年通胀率4.8%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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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德明认为,在一个国家资本积累这么快、经济增长如此迅速之时,绝对不能再用防堵洪水的方式来管理金融,而需要用比较开放、积极的方式,考虑如何进行疏导,让人民的财产能够在有效率的环境中投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每天都有创新,要想不出问题,是很奇怪的。关键是,当出现问题或者即将出现问题的时候,金融监管单位要有能力处理。 
 

编辑: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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