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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特别报道(上)
日期: 2017-04-17  信息来源: 人民日报

这是一所特别的学院。由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宣布设立,并由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承建。

这是一个特别的班级。48名学员来自27个发展中国家。他们肤色各异,国籍不同,想法多元,但在校园生活中增进了彼此了解,促进了相互借鉴。

是一次特别的实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希望在这里,了解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思考和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

未名湖北岸,一座典型皇家四合院风格的朱红色木质结构建筑三面环水,临湖而立。步入院内,亭台楼阁,朱甍碧瓦。绿茵茵的草地上插着20多个国家的小国旗,围成一个圆,在初春暖阳的照射下,缤纷多彩。

去,这所“朗润园”是清朝亲王的府邸,内阁军机处和诸大臣不定期地在这里举行会议。如今,这里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办公场所,来自非洲、南亚、中亚、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地区27个发展中国家的48名政府中高级官员及社会团体领袖围坐一堂,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的相关做法。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以下简称“南南学院”)。“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也意识到,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它们的现实国情更加契合,由中国来讲述自己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他们更容易感同身受,这些经验也更有指导意义。”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本报记者说。

2016年4月,南南学院在北京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当年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对本报记者表示,经验和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二战后的一系列事实表明,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差异很大,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形成“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有必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形成适合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发展。

“我们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成普遍理论,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结合本国实际来制定政策。”林毅夫说。

“我们渴望知道,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到底有什么秘诀”

“过去15年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有了显著提高,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在推进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推动卫生部门技术进步以解决基础设施不平衡问题等方面所做的努力。非洲国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向中国学习。”德国默克集团生物制药业务亚太地区总裁安高博说。

3月初在南南学院举行的一场讲座上,两位德国默克集团的高管正在向学员们展示未来非洲卫生事业可能的发展路径,并特别提到了中国的经验。从政策制定到具体实施,从卫生发展到国际援助,台上台下,讨论热烈。一名来自非洲国家的学员站起身说:“过去,我以为发展中国家很难根除这些传染病,但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速度太让人惊讶和钦佩了!我尤其感兴趣中国在疟疾等传染病的控制和预防上的经验。”

此前几天,在“比较政治制度”课上,学员们听着老师讲解“博弈论”“公地悲剧”,认真做着笔记,积极表达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这样的热烈讨论甚至争论,是南南学院常见的一幕。

谈到进入南南学院学习的初衷,学员们有些激动。塔吉克斯坦国家投资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官员戴乐·拉西莫夫用流利的普通话说:“近年来,塔中两国高层往来频繁,民众交流也日益密切,中国让我感到亲近,所以我就萌生了来学习的想法。”

克兰经济发展与贸易部经贸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司司长叶琳娜·巴尔别科娃告诉本报记者:“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对全球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了推行改革,中国是如何构建相应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些体系又是如何运作的?中国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埃塞俄比亚达洛尔科技和商业学院院长哈伯特马力雅穆·丁库·泽格耶是从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得知这一项目的。能成为北京大学的特殊“学生”,让他特别心动。

“我们渴望知道,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到底有什么秘诀?我想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找到适合我们国家发展的道路。”莫桑比克财政部顾问奇潘德·朵拉德娅·阿尔伯特说。

尼日利亚副总统办公室特别助理欧莫勒·柯沃勒·伊利亚认为,南南学院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我学习了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又获取了中国经济管理的第一手经验,这有助于我保持清晰的思路,在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如果光有政治,却没有健全的经济管理,就容易引发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混乱。”

南学院项目协调人张俊杰介绍说,中国商务部为这批学员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这48名学员是各国政府分别推荐到中国使馆,由使馆经商处筛选后报给中国商务部,商务部报给北大后由北大进行面试,才最终确定了名单。”

48名学员中,有27人攻读硕士学位,学制一年,21人攻读博士学位,学制3年。再过3个月,首批硕士学员就要毕业了。

“第一次和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同学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我们相互借鉴,也彼此了解”

南南学院的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三个模块,即领导力、发展经济学和国家发展。林毅夫介绍说,这些课程是精心设计、量身定制的,“领导力是实现国家发展的制度保障,发展经济学是实现国家发展的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授课教师更是尽遣精英——林毅夫、卢锋、査道炯、黄益平……个个都是经济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的权威人士,也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知名老师。上学期设了7门课,这学期有6门,包括新结构经济学与政策实践、政治哲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等。

“回到尼泊尔后,我计划参选议员。‘全球视角中的领导力’这门课对我很有帮助。”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访问教师达摩达尔·布萨尔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他说:“尼泊尔需要这种敢闯敢拼的精神和强大的执行力。”

“发展经济学传授的是实用的管理技能,对提高领导人素质很有用。不仅对我的事业发展大有裨益,也能帮助我更好地服务国家。”戴乐·拉西莫夫说。

马拉维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官员威廉·班比也有同感,他补充说,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而泽格耶最关注的还是发展。他常常思考:“中国是怎么解决发展中问题的?”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内阁办公厅副主任吉福特·穆蓬贾深切地体会到,这份精心设计的课程表是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中高级官员量身定制的,目的是让他们接触到更多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先进经验,回国后,减少普遍存在的对发达国家治国理政经验的“依赖症”。

“要为当前全球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找到突破口,就必须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和研究问题。”叶琳娜说,“中国人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课程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研究问题的新思路,这远比仅仅传授方法重要得多。”

南南学院的十几位教师多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俊杰告诉本报记者,有些学员曾担心和老师沟通会有障碍,没想到,老师们都用非常流利的英语授课。

泽格耶说,老师的水平超出了预期,“大多数老师都在全球一流大学接受过教育,或曾在欧美著名高校任教。他们不只教理论,还启发我们如何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社会中的问题。”

吉福特·穆蓬贾很欣赏老师们客观中立的态度,“他们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不带有对某种发展模式的倾向,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

在利比里亚青年与体育部青年官员小史密斯·约翰·苏兰塔心里,林毅夫是一个“很大却很远”的名字,没想到这位书中的大师居然站在自己面前,直接授课,还向学员们赠送了自己有关发展的著作,如《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等。

南南学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傅军告诉本报记者,他们还会邀请已退休的政府官员前来讲课,以增强学员们在政策上的经验交流。

塞内加尔财政部监测与评估首席官员阿尔法说:“这是我第一次和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27个不同国家的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我们相互借鉴,也彼此了解。”

戴乐·拉西莫夫表示,由于都来自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大家在分享知识、经验和想法时没有太多隔阂和障碍,也能更好了解其他国家的优劣势。吉福特也对此有同感。他认为,多样化而活力十足的学习环境,有助于政策决策者们更全面、客观地设计发展政策。

当然,津巴布韦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部研究发展与创新中心主任威利·甘达还有一个希望,希望在课堂上见到中国学员的身影,和中国学员有更多互动,这有助于他培养中国视角,更好地学习中国经验。“中国学员也可以加深对发展中国家的认识和理解”。

“把中国作为一面镜子,通过它看到自己的国家,增强发展的信心”

“不要照搬中国的做法,而是把中国作为一面镜子,通过它看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增强发展的信心。”第一堂课上,姚洋就对学员们强调。

这面“镜子”,确实让这些特殊学员真切地“看”到很多。很多学员对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很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取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与中国政府善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密切关系。

姚洋和学员们在交流时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精神,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最实用的经验。“很多时候,不必去争论过程与手段,先试点,再普及。”

今年1月4日,学院安排学员到深圳调研考察。他们走访了腾讯公司、华为公司、万科集团和华大基因研究院等。“实地考察的目的,是要让学员们思考如何把中国经验与他们国家的实际相结合。”林毅夫说。

欧莫勒清楚地记得,刚抵达深圳博物馆的展览中心时,讲解员就说了这样两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和“深圳速度是三天就盖一层楼”。

在深圳这个“先锋”带动下,中国各地也都活力无限。在广东省惠州市,当学员们见到惠州市副市长胡建斌和惠东县县长郭武飘时,深感意外。“没想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英语都说得这么流利!他们思想很开放,有关基层发展问题的做法和观点,很实际、很有用。”学员们说。

参观了惠东县的马铃薯种植园和永记生态园,观摩了惠州企业的制鞋生产线,走访了惠州市粤东(国际)鞋材市场,中国城郊农业的高产和高附加值、工厂企业里的生产活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泽格耶连连赞叹:“来这里实地考察的人越多,就越能深入了解中国发展的经验。”

东帝汶一家基金会的理事达·席尔瓦·朱安尼克是第一次到中国。他发现,自己亲眼见到的中国,并不是此前在书本上认识的那个中国。“东帝汶也想建特别经济开发区,深圳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说,回国后将把中国吸引外资的经验整理成建议报告,呈交给上级。

史密斯不无感慨:“我去过纽约和巴黎,但当我看到北京、上海和深圳时,我意识到,它们已经可以和任何国际城市平起平坐地展开竞争了。”

作为这次广东实地考察的带队老师,傅军有个感慨: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性很大,类似处于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理论学习与案例考察,特别是看到中国一路走来的轨迹后,学员们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们的思考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中国现在发展之路的正确性。

“他们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

出了北京大学东门往东走约10分钟,学员们带着本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的公寓宿舍楼。公寓里有微波炉等厨房设施,可以方便地烹制家乡的美食。

到中国不久,史密斯就开通了微信朋友圈,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石景松”。在他的朋友圈里,除了长城、中餐、中国朋友之外,出现最多的就是南南学院的课程和老师们。

读硕士之前,朵拉德娅已经在辽宁大学读了5年书。“中国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中文对我来说不太难。”她说,“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一起吃饭和学习,成了很亲密的朋友。老师和工作人员也和我们走得很近,他们就像是我在中国的家人一样。”

在校方的帮助下,南南学院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吉福特担任足球队教练。足球队里有多个国家的球员,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国际球队”。

去年下半年,非洲遭遇了大旱天气。开学没几天,南苏丹总统办公室内阁事务部部长里亚克·阿万·安德鲁·古澳就浑身发热。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他在来中国之前就染上了疟疾。张俊杰一直陪着他在医院待了3天。阿万的家人很担心,看到学院周到的安排与细心照顾,连声感谢。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愉快、丰富的经历,第一次放寒假时,很多学员都迫不及待地提早回到北京,想多学学、多看看、多走走。

今年9月,这批学员中的博士生学习将满一年,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国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收集毕业论文的写作素材,之后再返回中国撰写毕业论文。

傅军希望,南南学院今后能逐步提高南美、中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生源比例。姚洋透露,南南学院即将建立起校友信息网络库,今后还计划举办南南论坛,邀请已经毕业的学员参加。

(本报记者暨佩娟执笔,本报记者肖新新、孙超、邢雪、李宁、孟祥麟、宦翔参与采访整理)

原标题:“在中国,我们增强了发展信心”【特别报道·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上)】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04月17日 23版)

相关链接: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特别报道(下)

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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