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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文献将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上溯至1898年
日期: 2013-11-15  信息来源: 图书馆

2013年初,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在进行古籍未编书的编目工作时,发现了一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雕版朱印的线装古籍《大学堂书目》(书衣墨笔题名《京都大学堂书目》)。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京都大学堂书目》书衣

该书目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西学共6部,著录古籍近5万册。最重要的是,该书目在经、史、子、集、丛书、西学6部分类目录的最后,都印有如下题记:“以上之书目大半均於己亥春到堂,以后续添另行附刊。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清和月提调李昭炜谨记”。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大学堂书目》卷端

所谓“大学堂”、“京都大学堂”就是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五年是公元1899年,己亥是这一年的干支纪年,清和月是阴历四月。“提调”是藏书楼的负责人。

这部书目和李昭炜的这段题记说明:早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就已经存在,而且有了相当规模的藏书。同时也说明,李昭炜就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第一任提调,从而推翻了此前梅光羲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第一任提调的说法。

随后,古籍编目人员又发现一部极其重要的古籍《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五卷。

光绪三十二年(1906)林传树购回的《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五卷卷端

这部书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刻本,1册1函。该书卷端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印外,还钤有两方大学堂藏书楼藏书印,右边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左边是“大学堂藏书楼之章”。该书原书衣上有墨笔题识:“此编原为大学堂藏书,偶于厂肆旧书摊上得之,故仍交藏书楼加戳藏之。预备科学生侯官林传树志。”其左另有墨书小字:“编首两藏书楼图记,一旧印在庚子前,一新印系丙午收还后所记。三月廿七勤轩识。”

光绪三十二年(1906)林传树购回的《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五卷书衣题识

这两段题识说明,该书原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藏书,并钤盖有最早的藏书楼藏章“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庚子事变时散出校外,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当时身为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生的林传树在厂肆摊上发现购下,随即交还给大学堂藏书楼,并重新钤盖了庚子事变之后大学堂藏书楼新刻的印章“大学堂藏书楼之章”,所以就出现了同一部书上钤盖两种不同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印章的现象。

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顺藤摸瓜,又发现了钤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朱文大印的古籍共9部计44册,其中《行軍鐵路工程》一书在《大学堂书目》中也有著录。这就证明:庚子事变前大学堂藏书楼收进的藏书并不是完全损毁了,而是还有部分幸存于世。

这些文献实物的发现,对原北大外国语学院沈弘教授的研究成果提供了铁证(他先后发表三篇文章,力证北大图书馆应为1898年建馆),即:

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已有两任提调,第一任提调是李昭炜,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底被奏派为藏书楼提调,何时上任不晓,但根据《大学堂书目》每部后面的题记,至少第二年的四月仍在任上。第二任提调是骆成骧,他于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担任京师大学堂稽查功课提调,第二年下半年继李昭炜之后担任藏书楼提调。

庚子事变之前,在头两任提调的主持下,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规模已经达到将近5万册。

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虽然在庚子事变中遭到严重损毁,但还是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而且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中。

根据最新发现和沈弘教授以往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务会经过认真研究讨论,于2013年10月16日正式向学校提交书面报告及相关证据,请求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馆年从此前认定的1902年上溯到1898年,这一请求已得到北大校方的批准。

编辑:碧荷

链接:

      北京大学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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