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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堂”讲学计划】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到访北京大学并发表演讲
日期: 2017-04-19  信息来源: 国际合作部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享誉世界的思想史家、历史学家、“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于2017年4月2日至15日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斯金纳教授在北大进行了四场系列学术演讲,参加了一场学者座谈会和一场学生对话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合作部共同承办了此次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大学堂”讲学计划与腾讯新闻合作,对斯金纳教授北大讲座进行了全程网上直播,收看人数累计近10万人次,堪称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事之一。

 
昆廷·斯金纳教授近照

昆廷·斯金纳教授作为思想史研究领域“剑桥学派”代表人物,在马基雅维利研究、英国近代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论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由他所倡导的“历史语境主义”业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思想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其个人研究主要集中在诠释学理论、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等方面,对学术界均有突破性贡献。斯金纳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国家与公民》《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政治的视野》等。

4月4日晚,昆廷·斯金纳教授首场演讲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主持。本场讲座题目为“谈文本的解释”。演讲围绕着在处理文本时应该持有一种怎样的思想状态才能得到最多的收获展开。斯金纳首先提到在西方传统中一种广受欢迎的文本解释路径,那就是将文学与哲学文本从本质上看作是对信念的陈述(statement of belief)。但斯金纳认为这种方法成效不高。他认为,解释的词汇不应当只是传统的有关意义的词汇,而是至少也要以同样的程度关注语言的第二个维度(即行动);他想做的不是解释文本的意义,而是揭示它的意图(intention)。接下来,斯金纳分析了两种在英语国家非常流行的解释文本之信念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认为,在识别文本的信念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确定它是真还是假。在斯金纳看来这种方法存在着重要缺陷:如果以这种方式提问,那么每当遇到被我们认为是虚假的信念时,我们就会把任务默认为解释理性是如何败坏的,而这样做就是把持有合理、合适的信念与持有被历史学家裁断为真的信念等同起来了。至于第二种方法,斯金纳提到了英语国家的两位代表人物:托马斯·库恩与理查德·罗蒂。库恩与罗蒂都认为,我们没必要探究人们的信念是真是假,而是应当关注一个人是否能使他的某个信念与他的其他信念相融贯,从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真的。斯金纳认为,当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评论某些人的信念是不合理的时候,他并不必然是在从一种文化不正当地进入另一种文化,而是试图以他们自己在社会中的思考方式为根据,判断他们的观念是否融贯,是否有证据等等。因此他讨论的不是唯一的(the)合理性标准,也不是“我”的合理性标准,而是“他们”的合理性标准,这是历史学家所应担负的任务。因此,整个理论的关键是概念相对主义(conceptual relativism)这个命题。斯金纳并不否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必须持有这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以避免第一种方法所造成的文化帝国主义。但斯金纳并不认为采取他的立场就必须采取概念相对主义的立场。他表示自己讨论的不是真理,而只是某些人的信念是否合适或符合理性。

 
活动现场

4月6日晚,斯金纳教授进行了第二场演讲。题为“马基雅维利:统治者与国家”的演讲围绕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专著《君主论》展开,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主持。斯金纳教授认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将“国家”视为政治行动的被动对象(passive object),统治者是国家的主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是行为主体(agent)和某种人格(person),主权者或统治者的角色是作为人民的代表来行动。前一种观点为马基雅维利所持有,构成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持有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则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金纳从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和时代谈起,将他的生命历程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而他第一部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作品——《君主论》完成于1513年,但直到1532年才印刷出版。斯金纳指出,《君主论》是一部非常短小精悍的作品,其26个章节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如何获得权力;以及在获得权力后,如何保有权力。后一个问题也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持国家,必须具备哪些品质(qualities)。马基雅维利将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品质用virtù(拉丁语为virtus,汉译通常为德性或德行)一词加以概括,因此斯金纳认为,理解《君主论》的关键就在于理解这个词的含义。马基雅维利从没有给出virtù的定义,不过斯金纳指出,马基雅维利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保持了完全的一致性,而我们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virtù意指的品质能使统治者尽量减少机运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其次,virtù意指的品质能使统治者保有权力,维持其地位或国家(maintain your state);再次,统治者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维持其地位或国家,而更要努力追求荣耀,通过伟大的事业而留下永久的声名。西塞罗在《论义务》(De officiis)中列举了四种首要的政治德性:明智、勇敢、节制,以及最重要的正义。在这四种政治德性之外,古典作家还精选出两种专属于君主的德性:慷慨(generosity)和仁慈(clemency)。如果达到对慷慨和仁慈的真正理解,会有助于统治者保有其权力吗?关于慷慨,马基雅维利并未明言,但关于仁慈则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而关于四种政治德性,马基雅维利认可明智和勇敢为统治者保有权力所必需,对此已经在他关于virtù和命运的讨论中涉及。马基雅维利并未对节制给予过多关注,而关于正义这一政治德性则展现了与此前传统的决定性断裂,即马基雅维利并不认为正义隶属于为统治者所必需的virtù之中。斯金纳则指出,我们可以承认马基雅维利重新定义了virtù的含义。虽然他同古典道德哲学家一样将virtù视作有助于统治者维持国家的特定品质,但这些品质并非都是道德品质(moral qualities),而这正是马基雅维利发动的道德革命之所在。

 
昆廷·斯金纳教授演讲

4月11日晚,斯金纳教授发表其系列演讲的第三讲,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主持。演讲中,斯金纳以“霍布斯:描绘国家”(Hobbes: Picturing the State)为主题,通过展示霍布斯身处的智识语境(intellectual context),借助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研究,将霍布斯的国家构想、主权代表理论与其核心著作中的视觉表象相互勾连,从而揭示出理解霍布斯国家“统一人格”的门径。斯金纳讲道,为了增强说服的效果,我们不应该单纯地描述(describe),而应该用修辞格来描绘(picture)事物,尤其是比喻。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则促使一个新观念产生:要让听众成为观众,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其直接观看图像。在此,斯金纳进入演讲的核心:霍布斯在这一传统中立于何处?霍布斯对其哲学思想的视觉呈现有着持久的兴趣,而这种意图在他两本重要著作中都展露无遗,一是1642年发表的《论公民》,二是1651年发表的的政治理论作品《利维坦》。接下来,斯金纳集中在对这两本书卷首插图的鉴赏上,并对霍布斯在两本书中展现出的政治理论取向进行分析。

《利维坦》的封面插图几乎是现代欧洲政治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图中利维坦右手的利剑象征着法律与军事权力,正好处在贵族权力的正上方,而左手的牧杖则处在教会权威的上方,抵制教会权威对主权的侵蚀。而巨人图像代表的主权者并不是一个自然人(natural person),而是一个人造人(artificial person),是一个由臣民组成的人造政治体(artificial body politic)。一群人通过让自己同意服从国家的首领来人为制造单一的政治体——霍布斯希望通过这个插图描绘他关于国家原创性的构想。

4月13日晚,斯金纳教授发表了此次北大访问的最后一次演讲:“霍布斯及其批评者:自由与国家”。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此次演讲从霍布斯对自由概念的经典定义出发,梳理了17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围绕这一概念的争论,进而呈现一个自由概念的谱系。对霍布斯而言,个体在国家中的地位成为了新的理论问题。国家建立以后,个体的自然自由究竟是完全消失了,还是仍然得到了保留?个体自由与国家权力是何关系?霍布斯在《利维坦》第二十一章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首先,讨论自由的前提是个体具备做某事的能力。如果缺乏能力,则根本谈不上自由。霍布斯论证,恐惧与自由并不矛盾,个体在臣服于国家的同时依然具备自由,霍布斯把自由看作某种“缺失”(不存在外力干涉)的状态,开启了英语世界中以消极方式理解自由概念的传统。但霍布斯的定义仅仅着眼于身体/物体(body),显然太过狭隘。在17世纪末,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除身体受到干涉外,如果一个人的意志受到强制,那么他仍然是不自由的。不过对于究竟什么才算是“强制”,洛克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到了18世纪,边沁则进一步澄清了“意志受到强制”的意涵。洛克和边沁为霍布斯开创的自由概念补充了意志的维度,但仍然认为对身体或意志的干涉来自于外力。到了19世纪,约翰·密尔又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密尔在《论自由》中主张,可能对我们造成强迫的不仅仅是自然力、他人、群体或国家等外力,还包括我们自己。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受到布尔乔亚生活方式和消费主义的浸染,就会误解自己的真正利益,也就是丧失了自由。哈贝马斯的理论可以看作这一观点在当代的延续。当然,这一列举并未穷尽所有情况,其他可能性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视角的出现使围绕自由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单一思路,而真正展开成了一个谱系。以上讨论的诸种理论,尽管对“干涉”的意涵有不同理解,但都将自由看作是“不受干涉”。然而,在19世纪末,以格林为代表的一些英语世界的思想家,借助黑格尔哲学的资源,对自由概念提出了迥乎不同的解释:自由一定需要某种积极的要素,自由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但这样一来,自由的意涵实际上就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另一些思想家则与此相反,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于是把自由理解为公共领域中的积极行动。当代的汉娜·阿伦特就响应了后面这种看法。查尔斯·泰勒把自由不仅看作一个机会概念,更看作一个行动概念,准确地概括了这一自由观的本质。以上两种自由概念,构成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经典对立。但斯金纳指出,这一架构没有认真对待自由主义式自由观出现的语境,进而忽视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传统。作为自由主义式自由观的始作俑者,霍布斯并不是抽象地提出了自己的自由概念,而是具有鲜明的论战意图。演讲最后,斯金纳总结了上述谱系学考察的意义。梳理思想史上对于自由概念的不同解释传统,有助于我们跳脱习以为常的概念框架,发掘出理解这一问题的更多思路。至于最后作出何种抉择,则要留给听众判断,并非历史学家的任务。

除上述系列演讲外,“大学堂”讲学计划还组织了两场对话会。4月12日下午,“现代政治思想的主题与方法”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111会议室召开。斯金纳教授与来自北京大学及其他多个高校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青年学者展开对话。此外,在14日的午餐会上,斯金纳教授还与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哲学系的研究生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

斯金纳教授曾于17年前与家人首次访问中国大陆,游历北京、苏州等地。对中国的知识界与学术界而言,此次的北大四讲,却是大陆地区的知识人首次有机会近距离聆听他的学术演讲。作为“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斯金纳教授通过他所倡导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向我们展示了马基雅维利研究、英国近代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论中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

专题链接:“大学堂”讲学计划

编辑: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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