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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吴小如:“学术警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日期: 2014-05-13  信息来源: 中华读书报

拜访吴小如先生,是萌生已久的念头。5月18日,北京大学召开《学者吴小如》出版座谈会,其实也是为纪念先生90岁诞辰,因他声明不组织生日宴会,不接受礼物,他的学生们就以这种朴素的形式祝贺他的生日。那天他又因病未能到场,这个寿星缺席的庆生会,开得真挚感人。

吴先生先后师从游国恩、俞平伯、周祖谟等先生,学养深厚,深为学界推崇。他对《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所作的贡献,深深为学生们感念,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大优秀教材”之誉。

近年来,他被称为“学林警察”,对学界不良现象的批评毫不留情;他研究京剧,并写了70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担心父亲说自己“不务正业”,他以“少若”的笔名发表小说、诗歌;他擅长书法,却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他自言“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最大快乐,以讲课为主要‘嗜好’”,在北大中文系孜孜不倦执教28年,为何选择离开?90岁的吴小如,何以如此锲而不舍地做着像小学教师般的纠错指谬的工作?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忧虑?

6月18日,记者如约拜访吴小如先生。房间格局不大,家具也是80年代的立柜、平柜,床上整齐地放着书籍报刊。先生清瘦得很,但精神不错。他说,自己有些顾虑,因为一说就是些不合时宜、跟时代的潮流“不配合”的话。

真学术伪学术不分

我们总是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社会上对于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从上到下重视不够,而且,伪学术跟真学术分不清楚,越是伪学术越容易名利双收,越容易讨好读者。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不能说误人子弟,至少也在误导观众。我只看了老朋友周汝昌的讲座,别的都只是扫一眼。一些主讲人连基本常识都不过关,原文都讲错了,但是名气很大、又出书,销路还挺广。

有人讲《红楼梦》,还得到了周汝昌的好评,可是他讲的东西,凡是研究《红楼梦》的没有同意的,他还续写了《红楼梦》,还卖得很热,要我说,这都是伪学术。

学术普及,你得传播正确的,不能传播错误的,不能曲解古人的话。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通俗不了。只能是一部分学术变得相对通俗,不能要求所有的学术、所有研究学术的人都通俗化。对通俗可以提倡,也不能冷淡不通俗的东西。把高深的学问变得通俗化,确实有这么个需要,得往正路上引。通俗化不能庸俗化、媚俗化。

我的一个学生叫彭庆生,十年时间写了《初唐诗歌系年考》,收入《国学研究丛刊》,36万字,一分钱稿费没拿到,自己掏钱买书送人。现在学术界就是这么一个风气。越是学术文章,越是得自己掏腰包拿去发表。这样的话,学术能振兴吗?

为什么离开北大中文系

陆志韦先生和中文系高名凯先生跟我没有私交,1951年,他们把我从天津调到燕京大学,待了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我留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好多事情,都是破例,讲师没有带研究生的,我就带过一个研究生。那时候我做讲师,我编的教材,印了几十万本,被美国好几个大学拿来做古汉语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学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凡是搞中文的,都应该读读吴小如的《读书丛札》。现在很多学者也在编文学史,编多少本也没用,课时太少。那时候我在中文系讲文学史,一个周六学时尚且讲不完,现在更是讲不完。学生一考研,忙死了,考研不注重专业课,注重外文、政治。书是书,课堂讲授是课堂讲授,没法代替。

我当了28年讲师,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复评职称时,我直接从讲师当了教授,工资加了23块钱。文革结束,中文系党委开会,我的学生里有好几个是党员,他们透露说:“内定了你是‘秋后算账派’,对你不利。”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问题。从1952年到1980年我在中文系,我的课最受欢迎,结果,学生告诉我,提升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吴小如。

不在中文系,是因为中文系的环境,对我来说很不好。我离开中文系,决定调到中华书局,档案都调出了。王学珍是老北大,他登门道歉,说你是北大老人,你别走。我说:“我给北大看门都干 ,死活不在中文系。”

北大历史系主任周一良先生和邓广铭先生三顾茅芦,他们劝我说:到历史系来吧!我不是搞历史的,到了历史系后,也没发挥我的长处,变成边缘人物。周一良先生的书里,就说我在历史系也没受到重用。他们当初调我,主要为培养青年教授,培养研究生,可是我只培养一个人:孔繁敏。1991年,我69周岁在历史系退休。《学者吴小如》里,有学生提到,我不应该离开中文系,可是,文革以后我是第一个离开的。有一次纪念吴组缃诞辰一百年周年,我有个发言,全场学生给我鼓掌,中文系系主任坐我旁边,坐不住了,他打了好多“补丁”,解释了半天。老实说,“我爱国,国不爱我”。

我不写传,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生们说预备给我过90岁生日,出一本《学者吴小如》,我很高兴,别人都是死了后出一本纪念文集,我活着时看看这些文章,看看大家对我评价怎么样,免得我死后看不见了,等于是追悼会的悼词我提前听见了。实际上,收进去的文章都是捧我的,但每篇文章都有实际内容。作者里有些是我学生,有些是学生的学生,好些我都不认识。看了以后,我想:这评价准确吗?好话说得太多了。我有一个学生已去世,叫沈玉成,写文章批评我对他不留情面。他说:“连我这老学生都受不了,所以吴先生到处受挤兑碰钉子,一生坎坷。”我几十年的处境就是如此。

但是我没后悔过。我这人,一向就是主张表里如一,而且我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对名利看得很淡。名利对我来说根本是身外之物。当我年富力强,我想培养青年人,青年人不找我;现在有些人要来找我,可是我年纪老了,又有病,处境不好。

“言寡尤,行寡悔”,是说做人说话要问心无愧,做出来的事情不至于做完后悔。但是这话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而是自己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不是说,说的话一点儿没错,不做别人不满意的事情,那就变成滑头了。

有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写。写回忆录等于给自己树碑立传。邓广铭先生生前有一句话:活着时绝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术警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古人说,吉人词寡。我还是说,有机会我还是说,我对于简化汉字有一个意见,让简化汉字能够永远生存下去,首先得把本身的缺点都克服了,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简化汉字出来五六十年了,一点儿没改。武松的“松”和肉松的“松”变成一个字了,还有“种”,宋朝有姓这个姓的,念沖,现在变成种地的种,不在简化笔画,而在于把字合并了,可是在繁体字里,这个字还有它的生命还有它的用处,这样不就毁了吗?

好多广告也好,文章也好,只要有繁体字,就老出错。有一本杂志用繁体字,可是老出错。它的书在香港台湾北京同时出版,这不丢人吗?我要求学生懂繁体字,懂草书,懂古文字。有人问我,念中国古典的东西有什么必读书,我说就两本,或者说是三种,一个是《四书》,过去清朝有一个话:“诗四观”,诗是《唐诗三百首》,四是四书,观是《古文观止》,要我说,国学必读书要这三种就足够了。把这三种书从头到尾都念过,都背过,那你的国学基础比现在硕士、博士、博士后都要强。

有人称我是“学术警察”,我对这些也不在乎。要我说,现在不是学术警察太多,而是太少。我就觉得,电视、电台、报纸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国家的文化好坏都看这些个窗口,结果这窗口漏洞百出,好些是乱七八糟。我看不过去就写文章,别人认为我是多管闲事。

我二十几岁时写过大量书评,不是所有事情全锋芒毕露,我还有做人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有一条,己之所欲,不强施于人。否则,必然很糟糕。

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我是文革后加入作协的,1950年代初,北京第一次文代会我参加了。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想当作家,后来发现不行,我兴趣不在文学创作,而在于研究古典。1940年代,我写过短篇小说、散文,写过古体诗,用的都是假名。我父亲认为在报纸上投稿是不务正业,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用“少若”的名字发表作品。我在作协登记时,笔名就这一个。

我教中学时,要教文言文和古诗。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诗人,我为了深入作品,我就实践。所以我会写文言文,会写旧诗,那还是二十几岁,为了教书,才下那个功夫。

那时我替沈从文编副刊,邵燕祥来投稿,那时他才15岁,我比他大11岁,我们俩加起来不过40岁。可是邵燕祥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大概经我手发表的,很多很多。

书法最关键的是,功夫在书外,意思就是说,有两条,一是多念书,一是做人要好,这是最基本的。我父亲有一条,做学问首先是做人,首先人品要好。这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到书法本身,只有一条,就是路子正,别学邪门歪道,古人讲横平竖直,写字,字得规范,写出来的字得规矩。临帖,最好不临古里古怪的帖,也别临颜柳的帖,劲都在外头,搞得不好容易出毛病。最好还是先练“二王”的字,王羲之、王献之,我说过一句话:“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

父亲认为我写楷书不够料,上中学后写草书还像样,父亲说就走这个路吧!到我教书了,我就不练字了,可是我有一个学生,是钮骠的哥哥,叫钮隽,他跟我学写字,他说,您有基本功,为什么20年不写字,假如不撂下,至少写得比现在好!这算是给我的警告,三年困难的时候,好的纸张没有了,我的钢笔都是名牌钢笔,怕在坏纸上写把笔磨坏了,太可惜,就用毛笔写讲稿。从那会儿,一直到2009年我生病,我一直在练字。我到现在感激他。

现在人人都是书法家,我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得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家。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2012-07-26/1359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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