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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中华经典诵读》序言
日期: 2014-12-24  信息来源: 张辛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精粹的、经典的、学术的部分,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和大教养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对人类做出的最伟大贡献。

时下国学日益加温,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内因,即在于国学的基本精神、价值和意义。其基本价值意义说穿了只是两个字:人学。她是从人性关照出发而最终落实到人性关照的一种文化,一种学问。因此人类需要国学,时代需要国学,我们民族尤其需要国学。其二外因,即当今人类出了状况:异化。也就是说,当今人类正在不可遏止的朝人以外的方向转化。朝哪转化?朝物转化。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物化。所谓物化的完整理解是:要么器物化,要么动物化。

所谓器物化,就是机械化、工具化、模式化。人类生活越来越机械,越来越呆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单一和雷同,越来越少了温度和情感,越来越被某种外在的模式所规定和制约。于是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指向了物,指向了功利,指向了科技和资本。于是蔽于用(被实用所蒙蔽),役于物(被物质所奴役),迷于客(被客观所迷惑)成为当今人类的基本状态或时代特色。

所谓动物化,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把动物界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原理推广到人类社会。于是人际你争我抢,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竞争贯穿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社会走向无序,走向疯狂,甚至走向罪恶。于是人类社会的运行成本一天天增大。

1972年世界经济年会在瑞士召开。会上有人讲一件事,说一个人骑着马在马路上飞奔,紧勒着缰绳,很怕掉下来。人问他到哪去,他摇摇头,指着坐下马说,问马吧。这多么可怕,多么危险!人类社会何去何从已懵然不知,只能听命于马,听凭马拉到哪算哪。科技和资本这两匹马,这两个庞然大物的无情运作已然超出了人,超出了人的社会组织驾驭能力之外,已然几近失控。怎么办?于是,世界有识之士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指向中国,指向中国文化,指向孔子智慧。1988年1月28日,若贝尔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会上达成一个共识,即所谓“巴黎共识”:回到两千五百三十多年前去汲取孔子智慧。何谓孔子智慧?孔子智慧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就是国学的基本精神、基本价值和意义所在。

国学者,人学也,这是先贤的共识,这是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化而言的,特点非常突出,价值非常明显。人生在世,既做不得神,也做不得物(器物或动物),只能做人。既要做人而不通人学,那做人就必然会出问题。果不其然,“五四”以来,解放以来,尤其文革以来,国学日益走出了国人的生活,日益远离了国民教育体系。现下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一种西化的体系,是知识性、专业化的体系。也就是把教室,把课堂变成了一种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于是造成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知识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少:能力越来越强,人文修养越来越差;专家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因此,国学之复兴势在必然。

如何复兴?毋庸置疑,首要的或曰基础的工作就是启蒙。十几年前我说过:“国人需要启蒙,亟待启蒙,不仅要对我们的下一代启蒙,重要的是也要对成年人启蒙。”(张辛《国学启蒙金典•序言》)所谓启蒙无非有两方面,其一是激活;其二是播种。

所谓激活,就是激活深植于国民生命之内的国学因子,主要指向成人。国学虽然历史上遭受过数次严重打击,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灭绝。至今依然保留在我们民族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有非常的生命力。生命力何来?就在于国学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其内涵的平实,亲近,和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国学的内涵基本说来只有两方面:一,人是什么;二,如何做人。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主要“在自家生命上理会”。因此,对于有一定生命经验的成年国民而言,“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他们已然从前辈的言传身教中获得。因此我们说,今天所谓启蒙不是注入,不是增加,而是激活,激活国民生命体内的国学因子。

所谓播种,更为重要,而无疑指向童蒙。蒙学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学问,是自古有之而被格外重视的传统大学问。从汉代《仓颉篇》、《急就章》,到南朝周兴嗣《千字文》,宋王应麟《三字经》汪洙《神童诗》,以至明清《治家格言》、《蒙养故事》、《幼学琼林》及《笠翁对句》、《弟子规》、《声律启蒙》等均属于个中经典。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尤其是价值观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然而时至今日诸如此类在童蒙教育中已了无踪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根本性的缺憾。内在民族性的缺失的结果必然是民族的名存实亡,古埃及文明最终伊斯兰化就是史鉴。而民族性的传承必以一脉相承的童蒙教育为基础。为此国学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国学经典必须进入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既然传统的蒙学经典渐行渐远,而同时又不可否认其中必然存在一些相对落后甚至属于糟粕之类的内容。因此对我们后代,对童蒙的启蒙,必然要花更大的力气,用心播种。

播种的第一步当然是选种。先圣先贤已经垂范在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适当调整和注释。

传统的童蒙教育是以经典诵读为先。这是经历史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不必急于让孩子们,尤其学龄前后的孩子们理解,弄懂经典的意义,而只是诵读、背诵。形象地说就是“吃草”。记忆力好,是孩子们得天独厚的特质。先让孩子们尽量多地把草吃进肚子里,也就是播下种子,扎下跟。之后再慢慢地像牛羊一样反刍倒嚼,再随年龄增长慢慢消化吸收。

国学学习有两个前提。其一,要对国学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即对其基本精神、基本价值和基本意义有一个基本认知;其二,要对国学有一个框架结构性的认识,即对国学的构成,尤其是其中主要的、核心的、最有代表性的构成有一个基本认知。

国学的基本精神、价值、意义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道、礼、和。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但读透了,看穿了不外乎此三字。道者,中国文化的源头、发生发展的途径和内在根据,一句话中华民族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礼者,中国文化的主要表征和运行的外在准则或规范;和者,则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率性行之谓之道,各行其道谓之礼,各得其所谓之和。道、礼、和三字包罗万事万象,大到宇宙天体,中到人类社会,小到人类个体生命以至于每一个具体行为概莫能外。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个天体各行其道,就实现了宇宙的秩序与和谐;君走君道,臣走臣道,父走父道,子走子道,各社会成员各行其道就实现了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每个人都明白道理,都守得做人的规矩,就实现了身心的秩序与和谐,进而达到生命的理想状态。这三字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构成一个知行合一的有机整体,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集中体现,是经历了悠久和充分的生命大体验的中华民族的大觉悟,大智慧,大修养,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作出的最伟大贡献。中国文化绵绵不断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也完全印证了这三个字。

国学的主要的、核心的、最有代表性的构成也是三个字:经、传、子。

经以载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五经,具体说经、传、子是国学的主要或核心构成。经,文本、元典也,即《易》、《书》、《诗》、《礼》、《春秋》是也;传,解释文本、元典者,诸如《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实践、落实文本或元典者,诸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而以孔子为首,为代表,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子之流,释子最后参入,构成一个完整的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理论大体系。中华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均由之而生发,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亦由之而生成。因此不能失传,不能从我们国人生活和国民教育体系中走失。国人的责任或曰天职就是把我们的经典传承下去,把我们中华文明之道永远走下去。如果国学经典失传了,中国人脚下五千年绵绵不断的道走断了,那将是民族大耻辱,我们当代国人的莫大罪过。国学经典的失传,国学的走失就等于文化没有了根,那就无异于民族名存实亡。因为没有了根,生命养分从哪来?如果我们中国人完全靠洋养分养活,那还了得!而我们放眼中国之现实,怎能不令人扼腕,令人心痛!

唐代大文学家、教育家韩愈先生说:“读书必先识其字。”识字可谓前提中的前提。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和重要载体,是记录和表达中国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的书写符号体系,是中华经典的主要载体。“读书必先识其字”说在今天有其特殊意义。不识字何以读书?不读书何以明白道理、道义,不明白道理道义何以做人?所以识字不仅是读书的前提,甚至是做人的前提,是自觉生命开始的前提。然而今天国人识字居然出了大问题:汉字改革了。汉字改革必然造成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人不认中国字,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于是中华经典日以走出我们国人生活,日以走出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因为五经诸子无不是改革以前的文字,即繁体字记载,无不是文言文体。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上天大自然只是赋予了我们每一人的性命,而并没有赋予每一个人完成这一性命的才能和本事。此才能和本事从哪来?孔子告诉我们要“学”。学什么?学文与献。献者,文物、人物。文者即典籍,故学文首先就是读书。那读什么,又如何读?爱默生告诉我们:“直接阅读上帝。”不要看照片,读拷贝,要直接关照上帝本身。用我们传统话语表述就是三个字:读经典。

基于如上基本认识,我们为童蒙,为孩子,为我们下一代组织编选了这部《中华经典诵读教程》。虽然不能说是完善的,但肯定不失其经典性。孔子说,“学《易》”可以使人“无大过”。又说:“不学诗无以言,不知礼无以立。”于是我们精心节选了《周易》和《诗经》。四书是五经的简“读《论语》以立其根本”;“读《孟子》以观其发越”;“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如果说,五经的诞生是孔子师生集团对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的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那么“四书”的编纂则是主张“经以致用”的宋儒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提升作出的一大贡献。本教程中“四书”或多或少,均有精选。而上揭古代蒙学经典大多罗列其中。《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战争军事,有军事即有兵法。兵法也是中华经典的典型而精彩的构成。于是我们特别节选或全选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等,也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给孩子们增加一点点兴趣。

由于是童蒙诵读教程,我们在字的注音上格外用心,乃警乃惕,谨慎有加,不敢武断,力求避免给孩子们造成某种先入为主的遗憾,而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本教程依然采用当今社会通行字体,即简化字编排。因此为了增益本教程的效用,为了孩子们日后进学,使一些孩子最终可以成为中国文史学家,中国思想家,甚至国学家,希望老师和家长们在课下格外用心于孩子繁体字的识读训练,以尽量拉近与经典的距离,拉近与先圣先贤的距离。

孟子说:“尧者何?舜者何?有为者亦若是。”庄子说:“陶铸尧舜。”我们的人文祖先尧舜可以从因地开始一步一步地做人,一步一步提升生命境界,最终成为圣人。我们每一个人像他们一样从因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来做,一步一步地陶冶历练,“为学日益”,积极向上,最终也必然会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

让我们共勉!

让中华经典在孩子们生命中扎根,让孩子们伴随经典健成长。

让我们恪守民族大任,为传承中华经典,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竭诚尽力!

2014年7月于卜彝堂。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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