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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

日期: 2006-03-31  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世纪中国  

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新青年》6卷2期曾经公开发表一则《编辑部启事》:“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这里所说的“私人的组织”,其实是志同道合的同人组织。作为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最早出现的同人刊物之一种,《新青年》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是《新青年》同人应对内忧外患的策略性话语。

关于《新青年》编辑部的重新考证

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4卷1期始,至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6卷6期止,《新青年》杂志共有3卷18期是由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的。要正确理解《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大学之间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就必须弄清楚一个最为基本的历史事实:在这3卷18期中,究竟有哪些人正式主编过《新青年》杂志?

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8月9日有如下记录:“晴,上午往大学收7月上半月俸,……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11时去,夜颇热。”(1)

这是已经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一起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沿的钱玄同,第一次登门拜访寄住在绍兴会馆的周氏兄弟。鲁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2)

到了9月17日,周作人又在日记中写道:“阴,风。……以前论交钱君转送《新青年》。夜大雨。”

这里所说的“前论”,就是周作人于7日开始从《北美评论》第717期抄录翻译的学术论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全文长5000多字,原作者是英国学者W.B.Trites。这篇用较为浅显的文言文翻译的论文,3个月后正式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1期,是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18年1月23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校,进德会记名为乙种会员。收《新青年》4卷1号8本,以赠霞卿……午至教育部同大哥及齐、陈二君至和记午餐。下午往寿宅,3时返。半农来谈。晚11时去。”

在同一天的《鲁迅日记》,有“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夫各一册。夜韩寿谦来”的记录。

鲁迅笔下的季市,就是刚刚调任江西省教育厅长的教育部同事许寿裳。他之所以如此慷慨又如此郑重地拿《新青年》送人,是因为其中有同胞兄弟周作人的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他自己当时也正在酝酿到这份同人刊物中大显身手。

在由钱玄同负责主编的《新青年》4卷2期中,周作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作品《古诗今译》。按照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蔡孑民二》中提供的说法,所谓“古诗”就是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翻译时间是1917年9月18日,11月14日又加添了一篇题记,“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3)

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12月31日项下有“下午寄家信。又广陵潮一本。又以纪事稿寄半农”的记录。这里的“纪事稿”就是《古诗今译》,它并没有发表在刘半农主编的《新青年》4卷3期中,而是提前用在了钱玄同主编的4卷2期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新青年》各期主编之间,是存在着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的。

《新青年》4卷2期送到周氏兄弟手中,是1918年3月8日的事情。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留有“上午往校,致陶君函,收2月上半月俸,至广学会购《性之教育》一本。下午往寿宅。收到《新青年》10册,以一寄霞卿,一还君默。3时返寓,……”的记录。

“陶君”就是《新青年》4卷4期的主编陶孟和,当时他正在积极组稿。在此之前的1918年3月6日,《周作人日记》中留有“上午往校得陶孟和君函并The Nation一本,……晚译库卜林《皇帝之公园》一篇予《新青年》,11时了”的记录。在此后的3月11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又有“晴,上午往校,以小说稿交适之”的记录。这里所说的小说稿,就是译自库卜林的小说《皇帝之公园》,周作人是通过胡适把该稿转交给陶孟和的。

在更早前的1918年2月10日,《周作人日记》中另有“晚半农来,11时去。交予……小说一首,题目《童子之奇迹》,入《新青年》”的记录。这篇翻译小说随后以《童子林的奇迹》的标题,刊登于刘半农主编的《新青年》4卷3期中。

周作人收到《新青年》4卷3号的时间是1918年3月29日,他在当天日记中留有“晴,上午往校寄家信,收《新青年》10册。下午往寿宅。归校后微雨,至法科访半农,同至研究所。天又雨,有雷,7时返寓”的记录。在这期杂志中,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标题,刊载有王敬轩与刘半农的来往书信。王敬轩是钱玄同所采用的化名,他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致〈新青年〉诸子书》中,公开点了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有关资料显示,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封“双簧信”的策划工作,胡适和他远在美国的好友任鸿隽等人,却对此事持有异议。应该说,北京大学法日派教授和欧美派教授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所形成的尖锐对立,早在此时就埋下了伏笔。

在《新青年》4卷3期中,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其实是“编辑部同人”之外的二级同人。

由陶孟和主编的《新青年》4卷4号的实际出版日期较为滞后。查《周作人日记》,1918年5月1日有“上午往校收《新青年》5本”的记录,5月3日另有“上午往校又收《新青年》3本”的记录。到了5月6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上午寄季市《新青年》第四本乙本”的记录。

在《新青年》4卷4号的通信栏,有孙国璋、钱玄同、陶履恭、胡适之间标题为《论世界语》的通信。到了由钱玄同主编的5卷2期中,另有区声白、陶履恭、钱玄同、陈独秀之间标题为《论世界语》的通信。在钱玄同以主编身份写下的《区声白、陶履恭信跋》中,有这样的表示:“我对于提倡Esperanto的意见,前有致孟和一信,登在四卷二号,尚未蒙孟和答复,现在似乎可以不用多说。但四卷四号孟和答孙芾仲君信里所说的‘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玄同对于这句话,惭愧得很;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哪里配懂得‘外国语中之新天地’呢?”

这段话中的Esperanto,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世界语,孟和即北京大学教授兼《新青年》轮值主编陶履恭,孙芾仲即孙国璋。由此可知,钱玄同确实没有直接参与《新青年》4卷4号的编辑工作。而在整个第四卷的6期杂志中,除了陶孟和主编的4卷4号和胡适主编的4卷6号即“易卜生专辑”之外,其它4期中都有钱玄同以记者身份留下的跋语即“编者按”。换言之,除了《新青年》创始人陈独秀之外,《新青年》同人团队中参与编辑工作最为踊跃的,就是钱玄同。而陶孟和的“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的表态,对于《新青年》同人中只到过日本的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以及连日本都没有去过的刘半农,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冒犯。

在《新青年》4卷4号出版之前,由沈尹默负责主编并由钱玄同、刘半农协助编辑的《新青年》4卷5号的组稿工作,也已经启动。1918年4月2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得陶孟和君函索《域外小说集》”的记录。4月4日有“下午往校,致陶君函,《小说集》二本,……至法科访半农,遇玄同谈至5时方返”的记录。4月8日,周作人收到日本中西屋邮寄的三本书,其中一本是日本白桦派作家、新村运动的组织者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之梦》。4月11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作杂文一篇,12时后睡。”4月12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上午往校,以文交君默,下午3时返”的记录。

周作人所说的“杂文”,就是随后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到了4月17日,周作人另有“上午往校,……以译文交予玄同”的记录。这里所说的“译文”,就是与“杂文”一同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的《贞操论》,原作者是日本女学者与谢野晶子。

原定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送到周作人手中已经是6月15日。6月17日的《鲁迅日记》中,另有“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及二弟讲义共一卷”的记录。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署名“唐俟”的白话诗歌《梦》、《爱之神》、《桃花》,就发表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中。除附录性质的通信栏之外,《新青年》杂志原则上是拒绝采用假名字发表作品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的匿名隐身,是《新青年》同人团队中的一个特例。

由胡适主编的《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专辑”,是由钱玄同于1918年7月29日送到鲁迅手中的,周作人当时正在绍兴老家探亲。在接下来的《新青年》5卷共6期中,轮流主编的编辑部同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只是在先后顺序上进行了调整,由4卷各期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变成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

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人士,鲁迅对于编辑部内部的调整,是很不了解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他1918年7月5日写给钱玄同的一封回信:“玄同兄:来信收到了。你前回说过七月里要做讲义、所以《新青年》让别人编、明年自己连编两期、何以现在又要编了?起孟说过想译一篇小说、篇幅是狠短的、可是现在还未寄来。……至于敝人的一篇、却恐怕有点靠不住、因为敝人嘴里要做的东西、向来狠多、然而从来未尝动手、照例类推、未免不做的点、在六十分以上了。”

因为鲁迅当时还不大会使用标点符号,这封信中的逗号全部是用顿号来代替的。在此之前的鲁迅作品,大都是由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帮助抄写并添加标点符号的。

1918年10月21 日,周作人在日记中留有“上午往校,……玄同说明年起分编《新青年》,凡陈、胡、陶、李、高、钱、二沈、刘、周、陈(百)、傅12人云”的记录。

这里所说的12人,依次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陈百年、傅斯年,他们全部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在这样的行列里,是不可能出现匿名隐身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的身影的。况且这种安排只是一种初步意向,后来并没有付诸实现,周作人最终也只是《新青年》编辑部之外的二级同人。

1918年11月26日,钱玄同在致《新青年》同人信中写道:

独秀、半农、适之、尹默、孟和诸兄均鉴:

上月独秀兄提出《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横行的话,我极端赞成。今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照此看来,大约改用横行的办法,一时或未必实行。我个人的意思,总希望慢慢的可以达到改横行的目的。但事实上如实在办不到,则直行的排列,我以为有应该改良的:就是把那本名符号的直线,同书名符号的曲线,移到字的左边;留出右边地位,专摆句读的符号。这缘故,因为本志从三卷以来,改用西文句读的符号,又加直线或曲线者,就不能再摆句读的符号。如其摆了句读符号,就不能再加直线或曲线。这一层,骤看似乎不甚要紧,但本志既然主张必用较完备的句读符号,主张本名书名必加记号;而排印之时,遇每句每读之末一字,因为地位冲突的缘故,不能排两种符号,便牺牲一种,则符号的作用不免失去几分。……我主张把直线曲线搬到左边,而留句读符号在右边,则两不冲突,可期符号之完全。不知道诸兄以为对不对?请各发表意见。要多数通过,那就可以从第六卷第一号起实行。(4)

这封信足以证明,直到1918年11月26日,《新青年》编辑部的六位主编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到了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1期,以"本志编辑部”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一份“分期编辑表”,负责六卷各期的主编,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中的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所留下的空缺和差额。

1919年4月28日,鲁迅在致钱玄同信中,依然是以编辑部之外的二级同人的身份,委托对方改正标点符号并向编辑者代转稿件的:“玄同兄:送上小说一篇,请鉴定改正了那些外国圈点之类,交与编辑人;因为我于外国圈点之类,没有心得,恐怕要错。还有人名旁的线,也要请看一看。譬如里面提起一个花白胡子的人,后来便称他花白胡子。恐怕就该加直线了,我却没有加。”(5)

鲁迅交给钱玄同的小说,就是抄写完成于4月25日的《药》,随后发表于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期中。

1919年3月26日晚上,有“某籍某系”之称的浙江籍教育界人士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汤尔和家里聚会,决定对在妓院里嫖娼狎妓并且引出道德丑闻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给予免职处理,从而导致《新青年》同人团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次分裂。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的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又使《新青年》6卷各期的出版发行一再延期。到了1919年底,《新青年》第七卷再次归陈独秀一个人编辑,不久之后又迁回上海,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因此丧失了正式参与该杂志编辑部工作的最后机会,《新青年》的辉煌鼎盛时期也由此结束。

胡适与罗家伦的历史记录

在落款时间为1922年3月3日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写道:“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文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6)

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是应《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的约稿而写成的,初稿曾经送给蔡元培、鲁迅等人征求意见,按照常理应该被视为历史定论。然而,问题恰恰出在发表有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的《新青年》4卷4期上:主编这期杂志的是陶孟和而不是李大钊。

1917年10月16日,刚刚到北京大学不久的刘半农,在致钱玄同信中写道:“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

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的最早动议。而此时的李大钊,刚刚与高一涵一起脱离章士钊筹资创办的《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南下上海孙洪伊家躲避张勋复辟。1917年10月21日,李大钊代表前北京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前往南京,在老同学白坚武的引见下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接洽赴日本考察事宜。22日,李纯请李大钊先回上海等待并赠路费100元。11月11日,李大钊在得不到确切消息的情况下从南京北上,回到北京后住在章士钊家里当家庭家庭教师,1918年2月才在章士钊的推荐下,进入北京大学接替章士钊图书馆主任之职。在此之前,《新青年》四、五两卷的分期主编已经确定,李大钊自然没有机会进入四、五两卷的编辑部。即使在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之后,李大钊也依然是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冯玉祥等实力派军阀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与公开表示不参与现实政治的胡适、陶孟和、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路人。

相比之下,既是《新青年》同人又是《新潮》编辑的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提供的相关回忆,要更加准确一些,摘录如下:

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

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询,做过意大利公使的,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

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

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

该文的落款日期是1931年8月26日,是罗家伦乘船赴美国途中,先口述给他的随员马星野,然后在马星野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的。由于其中涉及的当事人太多,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到了1989年,才由罗家伦长女罗久芳在整理先父遗稿时挑选出来,交给台北《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24号正式发表。

罗家伦在这篇文章中介绍的,其实是《新青年》4、5两卷的编辑情况。到了“五四”之前的《新青年》6卷1期,轮值编辑曾经发生过一次调整和变动。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相关编辑之间又是相互配合、互通有无的。沈尹默负责编辑的3期,主要是由钱玄同和刘半农代编的,鲁迅和周作人也参与过一些组稿策划之类的外围工作。

1949年之后的历史重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的误写历史,在1949年之前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歧义。到了1949年之后,由于李大钊、鲁迅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被人为抬高,同时也由于陈独秀、胡适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被人为压低,与《新青年》杂志相关的既成事实被不断重写和虚构。这其中以《新青年》旧同人沈尹默的相关言论最具代表性。

查曹伯言整理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流亡美国的胡适在1952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胡家健从香港寄来剪报《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7)

被胡适认定为“全篇扯谎”的沈尹默的发言稿,以《胡适这个人》为标题发表在1951年12月2日的香港《大公报》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喜欢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又陈独秀到北大后,把《新青年》杂志移到北京来办,由北大几个同人分别任编辑。有一期是归钱玄同主编的,登了一篇王敬轩和林琴南新旧斗争的文章,大部分是刘半农的手笔,而博士大为不满,认为这样不庄重的文字有失大学教授的尊严体统,硬要把这个杂志编辑要归他,这一来,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这样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头向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他当时只好听从我的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不久,“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

到了1956年的《文艺月报》第10期中,沈尹默又把上述文字稍作变通后录入《鲁迅生活中的一节》再次发表:“新青年杂志由独秀带到北京之后,有一时期,曾交由鲁迅弟兄、玄同、胡适和我分期担任编辑,我是长期病眼的人,不宜而且不善于做编校工作,因此,凡轮到我编辑的一期,总是交给玄同、半农去代办。大家应该还记得,那时新旧文学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玄同、半农,最为起劲,以林琴南为放矢之的;半农曾化名为‘王敬轩’和玄同串演了一次哄动一时的双簧,不料触怒了‘胡博士’,他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种有失士大夫,‘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并且极力主张把这个杂志收归他一个人去编辑,不许半农预闻。鲁迅是支持玄同和半农的,听见了‘胡博士’的话,马上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个杂志如果归你一手包办,我们就坚决不投稿。这样一来,‘胡博士’便知难而退了。”

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另有沈尹默的一篇长文《我和北大》,把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表述得更加完整: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胡适是在美国留学时投稿《新青年》,得到陈独秀赏识的,回国以后,在北大教书。《新青年》在北京出版后,曾发生一件事: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复古谬论,玄同、半农的文笔犀利,讽刺挖苦(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提出来),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由他一个人独编。我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二周兄弟(树人、作人)对胡适这种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由这件事也可看出,胡适从“改良文学”到逐渐复古,走到梁任公、林琴南一边,不是偶然的。

与此相印证,鲁迅写在《〈守常全集〉题记》中的如下一段话,也成为学术界争相引用的对象:“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8)

在落款时间为1934年8月1日的《忆刘半农君》中,鲁迅另有内容相近的事后追忆:“《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9)

在鲁迅研究者及崇拜者的眼中,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于是,鲁迅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参加《新青年》每出一期的编辑会议,成为几乎所有鲁迅研究者及崇拜者的不移之论。一直坚持不懈地予以抗辩的,只有鲁迅的同胞兄弟、因“汉奸”罪名被剥夺了部分话语权的周作人。

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

在鲁迅被奉为神圣偶像的情况下,晚年周作人只好在《知堂回想录》中,通过隐身匿名的讲古忆旧来叙述和还原既有的历史事实:

日记上说:“六月廿日三日,晴。下午七时至六味斋,适之招饮,同席十二人,共议《每周评论》善后事,十时散。”

来客不大记得了,商议的结果大约也只是维持现状,由守常适之共任编辑,生气虎虎的《每周评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有几期里大幅的登载学术讲演,此外胡适之的有名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议论,恐怕也是在这上边发表的。但是反动派还不甘心,在过了一个月之后,《每周评论》终于在八月三十日被停刊了,总共出了三十六期。《新青年》的事情仍旧归独秀去办,日记上记有这一节话:“十月五日,晴。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所著《实验主义》一册。”

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加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10)

以上叙述见于《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二》。《小小的一个人》,发表在由陶孟和负责主编的《新青年》5卷6期中。到了《知堂回想录·坚冰至》中,周作人接着写道:“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平常《新青年》的编辑,向由陈独秀一人主持,(有一年曾经六个人,各人分编一期,)不开什么编辑会议,只有1918年底,定议发刊《每周评论》的时候,在学长室开会,那时我也参加,一个人除分任写文章,每月捐助刊资数元,印了出来便等于白送给人的。……《每周评论》出了36期,我参与会议就只一次,可是这情景我至今没有忘记。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他正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

比起公开发表的文字,周作人在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信中,表现得更加直截了当:“《鲁迅评传》也大旨看完了,很是佩服,个人意见觉得你看的更是全面,有几点私见写呈,只是完全‘私’的,所以请勿公开使用。一、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11)

查《鲁迅日记》,第一次出现李大钊的名字,是1919年4月8日的“下午寄李守常信”。到了4月16日,又有“上午得钱玄信,附李守常信”的记录。4月20日,鲁迅通过钱玄同把自己的小说《药》转给了《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此前鲁迅一直是通过周作人与担任《新青年》编辑和《每周评论》编辑的李大钊进行联系的,由于周作人于3月31日回绍兴探亲,才有了鲁迅与李大钊的通信联络。

《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陈独秀的名字,是1920年8月7日的“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这里的“说”,指的是两天前刚刚完成的短篇小说《风波》。在此之前,周氏兄弟中与陈独秀保持密切联系的只有周作人一个人。1920年3月11日,已经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的陈独秀,在致周作人信明确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转告他。”正是在此背景下,才有了鲁迅直接寄稿给陈独秀的举动。陈独秀收稿后,于8月22日给周作人回信,通过中间人周作人对鲁迅的小说表示充分肯定:“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那个时代的人是名与字分开的,除正式场合之外,亲友之间大都是以字相称。鲁迅在日记中郑重其事地称陈独秀的本名陈仲甫,陈独秀在来信中郑重其事地称鲁迅即周树人的本名周豫才,本身就是两个人之间不熟悉、不亲密的最好证据。

对照《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鲁迅参加《新青年》同人集体活动的惟一记录,应该是1919年5月23日。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大学,得《马叔平所藏甲骨文拓本》一册,工值券四元。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同坐十人。”周作人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廿三日,晴。下午至日邮局寄东京金百日元,新村东京支部函、《新青年》六之三一册。又往校借来《学术丛编》四本。大哥来,七时同至东兴楼,适之请客,十一时返寓。”

此时的胡适,已经成为《新青年》同人团队中与陈独秀并驾齐驱的精神领袖,他出面宴请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同人和朋友,与由他主编并且正在组稿的《新青年》6卷4期有直接关系。如果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三人之中有一个人没有在场,鲁迅的相关回忆就不能成立。退一步说,即使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三个都应邀参加了这次聚会,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所说的“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以及他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依然是他的事后虚构,也就是周作人所形容的“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

另据《吴虞日记》1919年10月8日记载:“君毅来片云,8月29日得《吃人与礼教》文,已交胡适之、高一涵矣。又信一封云,9月20日午后,同演生、立三往见陈独秀,并已将予意转达,独秀于三、四日前释出,日内恐不能有所活动也。蔡孑民亦于二、三日前来京视事。”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吴虞另有“少荆来言,《新青年》5号已出,是马克思号,不是纲常名教号也。现归胡适之一人编辑”的记录。(12)

远在四川成都的吴虞,是《新青年》杂志中最早打出反孔旗帜的老同人,他的堂弟吴君毅、同乡及后来的女婿潘力山(立三)、学生孙少荆当时都在北京,与《新青年》同人团队中的安徽籍同人陈独秀、胡适、高一涵、张慰慈、刘文典、程演生等人关系密切。《新青年》杂志“现归胡适之一人编辑”,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无稽之谈,而是以陈独秀准备赴广东筹建西南大学为背景的。不过,这一动议在1919年10月15日由陈独秀于胡适家中召开的同人会议上,并没有得到通过,于是便有了《周作人日记》中“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的记录。

查鲁迅的当天日记,其中留下的记录是“晴,风。无事。夜写《淮阴金石仅存录》起”。说明他并没有参加《新青年》同人的这次聚会,聚会中所讨论的具体事项,也与一年之前的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无关,出现在沈尹默笔下的“二周兄弟(树人、作人)对胡适这种态度也大加反对”的相关叙述,自然是无从说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51年的沈尹默,已经是68岁高龄的老人,他的双眼也接近失明。出现在他的名下的相关回忆文章,大都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录整理的。被远在美国的《新青年》旧同人胡适指责为“全篇扯谎”的这些文字,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篇扯谎”,也不能把说谎的责任,全部归罪于沈尹默一个人。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李大钊、周作人、刘文典、张慰慈、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师生的风云际会和志同道合,就不可能有《新青年》4至6卷共18期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借用陈独秀的话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13)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他们关于《新青年》的相关回忆,都不具备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应该说,《新青年》编辑部的历史真相并不复杂,是习惯于偶像崇拜的既不“民主”也不“科学”的民族劣根性,屏蔽甚至扼杀了几代学人实事求是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良知。而还历史事实以本真面目,又恰恰是中国现代学者必须坚守却又总是难以坚守的最为根本的学术底线。(张耀杰)

注释

(1)《周作人日记》上册第688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

(2)《鲁迅全集》第14卷第2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钱中季是钱玄同与鲁迅、周作人等人一起在日本随章太炎学习时使用的名字。

(3)周作人著《知堂回想录》下卷第38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4)《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1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原载台湾《飞矢》月刊。

(5)《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6)胡适·周作人著《论中国近世文学》第10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

(7)《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第17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鲁迅全集》第4卷第5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9)《鲁迅全集》第6卷第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0)周作人著《知堂回想录》下卷第40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11)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第86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吴虞日记》上册第490、49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13)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作于四川江津》,文载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编辑: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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