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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李赋宁
日期: 2009-09-11  信息来源: 文汇报 9月10日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工科大学,撤销了燕京大学,原清华及原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大,北大校址由城里的北大沙滩旧址迁到原燕京校址。全国院系大调整使北大成为中国空前并绝后的文理师资最强的大学。我1953年考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时,北大中文系有游国恩、吴祖缃、王力、林庚、魏建功、周祖谟、浦江清、杨晦、高名凯、王瑶等,哲学系有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贺麟、任继愈等。20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只包括英、德、法语三个专业,因此俄语系的曹靖华、余振,东语系的季羡林、金克木、马坚等,都在其他语言系科。但西语系仍是名家云集,英语专业有俞大絪、朱光潜、杨周翰、赵萝蕤、李赋宁等,法语专业有吴达元、闻家驷(闻一多之弟)、齐香、罗大冈等,德语专业有冯至、田德望、杨业治……上述各系的名师们培养了大批英才,遍布当今我国学界。

名校的标志就是有名师。名师不是自封的。这里单举李赋宁先生为例——

李赋宁1917年生,18岁考入清华,原入土木系,后转外文系。1941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即在西南联大任讲师至1946年,联大随着抗战胜利而解散,李先生即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二年后获硕士学位。1949年建国后,李先生中断攻博,于1950年回清华任副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到北大即任教授(当时36岁),直至2004年去世。李先生在老清华外文系就读时,由朱自清教国文,吴有训教普通物理(当时清华的文理科学生在基础阶段均须修文理共同课程),听闻一多讲唐诗、诗经和楚辞。正式入外文系后,他听吴宓讲授19世纪英国诗歌。到了西南联大后,李赋宁又听陈寅恪讲白居易。李赋宁还听过汤用彤的哲学课,汤讲的是“大陆理性哲学”。他还听过金岳霖的“古典哲学”和张奚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根据李赋宁的自述,他最受益的老师还有吴达元、叶公超、钱锺书和杨业治等。闻一多、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老前辈在治学上真正做到了博古通今,学贯东西,他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和北大的学子。“名师出高徒”,诚斯言也。

我有幸在大三时(1955至1956年)听过李赋宁先生开设的“外国文学”课。虽然我在高中时已读过不少西方名著,但欧洲文学史的系统知识却来自李先生的这门课程。他讲了一年,每周两小时,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讲起,一直讲到美国的德莱塞和马克·吐温。北大文科教授讲课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李赋宁一进教室,走上讲台,就开始一字一顿宣读讲稿,一节课50分钟,他连头都不抬起来。他的讲稿几乎没有一个废词,没有一句废话,记录下来便是文字非常优美的文章,可见他上课是做了极认真仔细的准备的。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内容精彩,文字出色,情理兼备,声声入耳,因此我听他的每一堂课都尽量一字不差地全部记下来。我毕业工作后,曾两次整理重抄听他课的笔记。现在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听课的记忆却犹如昨日,可见李先生给我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有位同学因神经官能症须回家休养,在未回家之前,他别的课因体力不支都已不听,惟独李先生的课他不肯拉下。李赋宁讲课口齿清楚,京腔京味,讲到各国文豪的作品,他都把原书名写于黑板之上,并读出原文书名,其发音之准确一直受人赞叹。李先生讲课的艺术,首先在于内容逻辑上的严密,听课者会自然而然地顺着他逻辑去思考。虽然纯属宣读讲稿,却绝不枯燥乏味,而是有声有色,充满情感,十分投入,就像一位出色的演员在台上朗诵台词一般。我印象极深的是他讲罗马维吉尔史诗《伊涅亚斯纪》时,叙述古代迦太基女王狄多焚身殉情的动人故事,迦太基遗址位于今北非突尼斯首都附近(地中海之滨),1998年我曾专门从德国出发,只身前往突尼斯游历两周,两次去古迦太基遗址造访,这便是因当初李赋宁的讲课促动的。狄多的故事很富悲剧性,而李先生讲莫里哀的《伪君子》时又充满了喜剧味。他说,答尔丢夫(“伪君子”的真名)到了第三幕才出场,然而通过第一二幕其他人物的对白,我们对这个伪君子的伪善面貌已了然于胸。第三幕他在全剧第一次出场时,他看见体态丰满、健康美丽的女仆袒露的胸脯时,深为这个健康美的女性所吸引,却对她说:“请你赶快用布遮起你的胸脯吧!”在座同学听到这里都笑了,答尔丢夫的伪君子本性只这一句话便暴露了。这句话李先生读得很富戏剧性,其声调,至今难忘。

李赋宁精通多门外语。我曾问过他,怎样才能掌握多种语言呢,他回答说:“你去读一点拉丁文吧!”李先生纯正的英语发音,曾使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希思不胜惊讶,并认为有这样的优秀教授,中国的英语教学前途有望。

我们在校时,常见李赋宁先生从北大大图书馆出来,沿着未名湖走回家去,手里拎着一个极朴素的深藏青色布袋,有时一边还念唱着什么,似乎在表达他获得新知识的快乐。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北大开会遇到李先生,我对他说,他当年讲的“外国文学”我至今还牢记在心。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不过给你们讲讲故事罢了。”这是他过谦之词,何止讲故事,李赋宁讲课有合情合理的分析,一点不教条,我们同班的学生都为他的分析所倾倒。李先生说:“你们在北大这几年,是北大学术风气最好的几年!”确实,从1953年至1957年初,北大还比较“风平浪静”,还不曾患上后来的“运动症”。

李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那时北大考试采用苏联式的口试形式,题目自己抽签并准备半小时,然后在主考教师前作答。我那次抽到的题目是分析莫泊桑的短篇《羊脂球》。我全面地叙述了小说的内容、主题、人物心理等等后,李先生问我:此小说写于何年?我答错了年代(应该是1880年),因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871年普法战争时。李先生虽给了我满分,在我离考场前,却对我说:“以后学习上,还要再仔细些!”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它成了我日后学习、写作时常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李先生严谨教学的作风传承于他的老师吴宓等前辈,吴宓发现李赋宁的英文作文中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拼写为Illiad (正确拼法为Iliad),在欧洲文学史考卷上把尼采拼写为Nietsche (正确拼法为Nietzsche),立即向李赋宁指了出来。李先生自己说,吴宓教授的严格使他日后对自己和对学生都要求严格。

我们今天需要大量像李赋宁这样认真教学的名师!名师都是苦学、苦教、苦读、苦修出来的,不是指派出来的,不是行政评比出来的,更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的有关部门却热衷于“制造”,搞指标,搞评比,搞“可操作性”的表面文章)。名师是要大家承认的。

李先生去世后,北大英语系老教授罗经国(曾是李赋宁的学生)称李先生为“万世师表”,这代表了许多北大师生的看法。

但愿今天的大学里,能有更多这样的名师!

 

编辑: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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