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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萍:良知与良治
日期: 2012-01-06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校报》2011年1月5日 第三版

在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为配合政府管理学院建院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本报通讯员苏伟麟与政治学系王丽萍教授在学院图书馆的氤氲书香中进行了一次充实而愉快的治学访谈。

初识政治学,缘定政治学

苏伟麟:您为什么会选择政治学专业呢?

王丽萍:高考时并没有选择这个专业,我报的是其他专业。

苏伟麟:是经过专业调整?

王丽萍:对,是这样。因为当时社会对政治学了解很少,所以我对高考时招生目录上是否有政治学这个专业好象都没有什么印象,我第一次知道政治学这个专业就是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应该说算是缘份吧。虽然没有自己的选择在里面,但我从不感到厌恶或不喜欢,竟然在这个进入大学后才开始逐渐有所了解的专业学习得有声有色,将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大学一年级保持到大学毕业。

苏伟麟:在完成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您选择继续留在北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王丽萍:与进入大学时的专业选择同样有些被动的是我的职业选择。五年的硕博连读学习为我今天的专业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使我更留恋唯美的大学校园生活,特别是做学生的生活。当结束学生生活,要对未来职业作出选择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留在大学校园——这算是相比此前的学生生活状态改变最小的选择了。要知道,在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到处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新鲜诱惑,教书并不是一个诱人的职业,就连我在教学实习课堂上结识的学生也狐疑:“难道您是要在学校待一辈子吗?”口气中满是同情和不解。

回过头看,在25年前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只填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如果没有被北大政治学专业录取的话,那一年我可能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与政治学之间缘分的开始吧。进入大学之前,根本不知道政治学是什么;在结束学生生活时选择以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作为职业也仅仅是用排除法——即排除相比学生生活状态改变较大的职业——而作出的消极选择,但我却始终坚守专业。也许这就是此生我与政治学的缘分。

苏伟麟:刚刚来到北大时就有人推荐我读您的专著《联邦制与世界秩序》。您在这本书中提出“联邦制是一种从分散到集中的制度,分权不过是其实现集中的一种手段。”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这本书确立了您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地位。

王丽萍:我并不这么想。但我自己非常确定,这本书以及围绕联邦制所做的研究的确使我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信心。我非常庆幸生活在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学术前辈不仅接受了我提出的不同于传统认识的观点,还对我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正是这种学术宽容和对后学的鼓励给予我很大的鼓舞。

苏伟麟:老师您怎么理解“政治学的视角”?从您的另一本专著《寻求繁荣与秩序》也可以看出,政治学的视角和思维已经成为您的一种思考方式或思考习惯。

王丽萍:政治学本身不会告诉我们有哪些视角,但是你怎样理解政治,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各种不同视角。不同的视角可能来源于对不同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政治现象和问题的不同理解。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学的视角是无穷多的。

也许是受到在国际政治系学习期间所修课程的影响,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常常激发我的关注和研究兴趣,但多年的学术训练已经使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观察和分析视角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基本角度和出发点。《寻求繁荣与秩序》就是尝试从政治学的视角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进行全新的思考和分析;而在中国,对这些问题和问题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由国际关系学者所推动的。从学术界的反应看,我的这种努力还是被肯定和接受了。

跨越多个研究领域,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比较政治研究者

苏伟麟:您的研究涉及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以及中国政治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您自己是如何为自己进行专业定位的?

王丽萍:的确,这也是曾经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自从成为比较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来,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近来在反思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我也反问自己:我的专业领域到底是什么?硕博连读五年都是在比较政治专业,比较政治当然应该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是,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学习经历使我对国际关系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研究期间又对政治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近年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关切又引导我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研究。

苏伟麟:这种多个领域的涉略对您的研究特别是比较政治研究有什么帮助吗?

王丽萍:我记得韦伯曾经说过,“灵感在科学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点儿也不比在艺术中少”。在比较政治之外这些不同领域的涉略对于激发比较研究的想象,在研究中提出富有创造性的假设非常有帮助。多年来,虽然游走在多个不同领域,但我始终没有离开比较政治。所以,我更愿意将这种状态表述为,我之所以在多个研究领域穿梭,正是为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比较政治研究者。

苏伟麟:依据我的个人经验,我觉得国际关系研究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正如上面了解到的,老师您在本科时也是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特别是看到现在北大内部的院系安排,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是分立在不同的学院当中的,请问老师怎么去看这种情况?

王丽萍:从政治学的学科内部分类来看,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确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学科设置方面的原因,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今天在人们的一般概念中,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似乎已经变成了连共同渊源都没有的两个研究领域,而且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旨趣都越来越远。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线并非那样泾渭分明,更有学者认为其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正在消失。其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发生、发展的空间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国内问题需要在超越民族国家领土范围的更大空间寻求解决,又有许多国内问题的产生是与外部因素的影响分不开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很难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时,不同国家间的相互学习和不同体系之间的特征转移一直都在持续。这种国家学习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苏伟麟:老师是不是觉得正在大学学习政治学的学生应该多去了解一些国际关系的理论呢?

王丽萍:无论我们怎么去看两个领域的关系,我都觉得政治学专业的学生的确应该选修一些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方面的课程;否则的话,在知识结构方面,总是会有一些欠缺或不够完整;其次,如果以后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研究视野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我似乎觉得学生对这方面兴趣不是很大?

苏伟麟:我看到最近很多政治学者把良心、道德伦理或者社会情绪的关注重新提出来,这有别于我们曾经的政治学研究中对大的体系取向的关注,这是不是一种“理论回归”?或者说是一种“后现代”的思考?

王丽萍:我倒觉得社会情绪问题正是与后现代相关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个人对自我利益的那种过分关注,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在今天,作为个体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有主张个人利益的权利,同时又拒绝承担义务;另一方面,自认是现代公民,却又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对政府高度依赖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即便是不太舒服的心理状态似乎也都需要政府的抚慰和社会的照顾。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症。

苏伟麟:最近,您对“微政治”和社会情绪管理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所提出的“微政治”概念?

王丽萍:这种关注确实给我一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实际上,我更看重那些投入精力更多、分析更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这个话题能够引发社会共鸣。

传统政治所关注的大多是与政治体系相关的诸如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宏大问题,而今天的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社会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这就是“微政治”。“微政治”不是“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观察和分析政治的一个视角或层面,但微政治就是政治本身。社会普遍的情绪化是人类社会进入微政治时代的重要原因和结果。通过“微政治”这个概念以及它所概括的社会现象,可以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今天普遍出现的“情绪政治”问题。在今天,人们似乎都更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充斥于日常生活琐事中的问题或小麻烦就可能成为不满、抱怨甚至怨恨等不良社会情绪的源泉。

对学术先贤和学科历史应有健康的尊重

苏伟麟:在您的学习和研究中,有哪些学者或著作对您影响最大?

王丽萍: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我从每一位老师那里得到了不同方面的教益和启迪。名家经典著作也是我专业兴趣和研究灵感的重要来源。如果一定要从对我产生学术影响的诸多学术先贤中说出哪一位影响最大的话,在感情上和实际影响上,亨廷顿都是我的学术榜样。在他辞世一周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重温他的学术思想,更为了激励自己。

苏伟麟:老师提到亨廷顿是您作为学术榜样的学者,请问老师您是怎么看亨廷顿这位学者的呢?

王丽萍:我喜欢亨廷顿研究的原因,是他对政治本身的透彻理解。关于他的学术观点一直存在很多误解。实际上从他早期的《士兵与国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直到后来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研究始终伴随着各种争论,他的离开也没有平息人们关于他的政治观点和见解的争论。他对政治的理解与政治现实十分贴近,是对政治现象的十分现实的分析和很务实的思考。我认为这是政治学研究中很重要的研究取向──亨廷顿的理论和理论分析的抽象程度,应是政治学研究中比较理想的一种理论层次,过于抽象或者具体至少都不符合我的个人偏好。

亨廷顿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特点是他的写作风格。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政治学者的著述,从一开始就不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这种现象源于一些政治学者的写作风格比较深奥、艰涩,让读者很不容易读懂。但是对于亨廷顿的作品,不管你是不是对政治学有兴趣,完全可以当它成一篇新闻报道来看,而这种学术风格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术表达。我在美国的时候,有当地的学生也跟我说亨廷顿的写作风格确实有点journalistic。这种风格使读者不管是否接受他的观点,至少不难理解他的观点。

亨廷顿的研究跨越多个领域。他在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不同领域的著述也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他的确是一位可敬的、具有非凡学术品质的学者。

苏伟麟:我个人对亨廷顿也非常尊敬。在本科学习期间,看过不少他的著作,我非常赞同老师对亨廷顿的评价。不过也有人觉得亨廷顿的思想中有很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他高度关注一种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对政治稳定以外的价值不是特别在意──这种对政治稳定的高度关注跟政治原来的价值,像古希腊时期对政治的理解,似乎有一种冲突。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王丽萍:秩序是政治的核心,不管人们所要的秩序是哪一种秩序,又或者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自认为理想的秩序。专制社会有其特有的秩序,民主社会也有其秩序。不管怎样,也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秩序都是政治的核心。如果要对与政治相关的价值进行排序的话,就我个人来看,我也会把秩序放在第一位;如果从理性、人性的角度去思考政治的话,我认为,还是应该把秩序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一直强调我们应该对这个世界有“理性的爱”。我们应该关注并判断,到底怎样一种政治秩序才是好的和适宜的。民主当然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但要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须关注和理解民主的地区特征和发展特征。有人说我是“秩序派”,也许真是如此:我的两本专著的书名都使用了“秩序”,而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后来别人给我做了这样的总结。

中国人在传统上对于秩序似乎有着有些固执的偏爱。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秩序与美德一直都是重要的主导价值,并被看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资源。有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认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外部介入、国际化、市场化、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自治组织的成长等因素的重要性,都不及国家在经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变迁时保持稳定。

约翰•密尔在讨论“好的政府形式的标准”时提到了“秩序”与“进步”的关系,并认为“秩序”是“进步”本身的一部分和手段。密尔有关“秩序”和“进步”间关系的理解,对于今天理解秩序与政治发展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义。

苏伟麟:老师刚才提到的观点与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表达的思想非常接近,就是变化政治中的政治制度化与大众参与的紧张张力造成的冲突。另外,在比较政治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阿尔蒙德,老师怎么看阿尔蒙德与亨廷顿之间的关系?虽然阿尔蒙德没有明确把政治秩序、稳定作为首要价值,不过他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一个高度关注稳定性的理论范式。我以前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政治学正处于“阿尔蒙德时代”,就是说比较政治学中阿尔蒙德的方法,对现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取向有特别的影响。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影响的?

王丽萍:如果要对亨廷顿与阿尔蒙德做一个比较,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阿尔蒙德似乎希望在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创造某种理论范式;亨廷顿则致力于分析政治现实,所以两位学者的研究目标和使命是不一样的,对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贡献也体现在不同的方面。阿尔蒙德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在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领域是奠基性的人物。他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一方面是你刚才讲的结构-功能主义,另一方面就是“政治文化”。虽然有人说政治文化的概念在古希腊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现代政治学首先提出和明确使用这个概念的还是阿尔蒙德──政治文化不单单是个概念,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由此看到,阿尔蒙德在政治学领域由他一人就确立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且是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框架。阿尔蒙德正是在对政治系统的分析中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通过阐发一整套结构和功能,革新了比较政治的各种概念。

阿尔蒙德将结构-功能主义引入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分析,这种方法对中国政治学的早期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制度的研究本来就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内容和重要研究范畴,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起步比较晚,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面对不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者似乎很自然地会选择使用这种方法,因为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制度。当然,一些研究对这种方法的运用还比较机械和粗糙。在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理论总是来来去去,各领风骚。不过,结构-功能主义并没有过时,对制度本身的关注和研究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几年前阿尔蒙德在接受美国年轻一代学者的访谈时,提到制度研究仍然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面包与黄油”,是最基础的东西。在运用行为主义革命时期以及之后出现的其他不同理论和方法时,仍然需要关注制度的影响和约束。

苏伟麟:老师提到过“专业记忆”的概念。您是怎样理解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专业记忆”或学科研究历史的?

王丽萍:如果我们把政治学或者比较政治与其他专业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在其他专业中,学科史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可是我们很少看到政治学的学科史,更不用说比较政治领域的学科史研究了。虽然我们在一些专业研究文献中能看到对学科发展历史背景的介绍,但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专门的研究领域好像基本上看不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我们这个学科的历史本身有关。我们常常很骄傲地把我们的学科起源回溯到古希腊时期,可是现代政治学产生的历史却很短暂;另一方面,在这短暂的历史中,政治学学科中的研究内容、方法等一直处于快速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的“专业记忆”非常稀薄。

苏伟麟:那么,在您看来,关注学科历史、重视已有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王丽萍:理解和回应时代问题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但对新问题的思考却不能忽视古老和传统研究中的智慧。尊重学术传统、重视已有研究成果,并不是要乞灵于历史和古人,而是要求研究者掌握相关领域已有知识积累并有所回应。学术传统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今天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和起点,对于培养学术品味和形成良好的学术判断必不可少。事实上,传统经典中可能就蕴藏着有关今日问题的洞见,一些研究者正是从对传统经典的研读中获得了研究的灵感。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风气盛行的年代,尊重研究传统还有助于避免浮躁的学风。

让政治学成为我们共同的人生财富:与年轻学生共勉

苏伟麟:我从复旦大学来到北大学习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机会听老师的课。我问过其他同学对老师您的评价,很多同学都觉得您对学生非常关注,对学生的指导和帮助也是特别细心和用心的,许多同学都亲切地称呼您“神仙姐姐”、“丽萍姐姐”。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对指导学生有怎样的总结?

王丽萍:很高兴在同学的眼中我是一个可以亲近的朋友。在指导学生方面,特别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还是特别强调对基础知识的系统掌握。现在很多学生都很有学术理想和抱负,都想成为理论家、思想家,好像对专业基础理论不是很在意。我能够理解学生的这种学术热情,但我坚持认为不应该轻视基础的积累。所以在此我很想借阿尔蒙德关于“黄油和面包”的比喻。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特别是处于本科阶段的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其实就是“黄油和面包”。如果没有这些基本“食物”的话,我们的学生也很难形成可靠的专业素养,更难有理论方面的建树。

至于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论文指导,我有一些原则:第一,我尊重学生的论文选题。我基本上没有否定过学生自己的选题。假如学生选题不当,我会尽可能地将学生的选题引导到一个合理的方向──既是他的研究兴趣,同时又是一个在论文研究方面可做和值得做的选择。第二,学风问题是我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无论学生的论文能否成为好论文,我都要求学生一定要自己写,哪怕会很幼稚或粗糙,也必须由自己独立完成,避免由于现在抄袭剽窃手段的方便而败坏学风。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三方面是学术规范的要求。至少在论文的形式上,要使论文能够写得“像个论文的样子”。第四个要求才是在以上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所创新,能够写出一些别人很少关注或者没有提出过的一些发现和观点,并能够在论文中明确体现,这是论文研究的意义所在。这个要求是我们今天很常见的对学生论文的要求,但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目标。最后一个要求是我希望学生论文的语言能够漂亮一些。我不喜欢文字艰涩的论文,也不喜欢满是大话或者空话的论文,所以我会对论文的语言文字有所要求──这方面我对学生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很多时候我会亲自替学生润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师应该做的工作,但我确实希望看到语言清新、文雅的论文,如果能够看到文采飞扬的论文我会更开心。

苏伟麟:老师怎么去平衡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取舍?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王丽萍:如果从时间分配来说,教学和科研绝对是冲突的:用在教学上的时间多了,那么留给科研的时间肯定就会少了。但是从其他角度看,教学与科研可以是互相补益的。从科研对教学的影响来看,在完成了一些新的科研成果或者对某个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后,自己的研究心得肯定会对课堂教学内容有所充实,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从教学对科研的影响来说,学生们的确能够对老师的研究有所刺激。我们常说“教学相长”,并不是说教学本身能够对教师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在这么多年的实践中,我觉得学生们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常常能够激发老师对某个问题的特别关注,这样老师才能更好地回应学生的问题。

其实,在教学之外,老师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也很多。学生常常需要得到老师在学业指导之外的其他帮助。为帮助一个迷茫中的同学,我曾经花两个小时写一封邮件。我也非常感激从学生那里得到的鼓励。

苏伟麟:老师怎么去看待“研究比传授要简单”这种说法?

王丽萍:对我而言,的确是这种情况。研究,说到底,虽然我们今天常常讲“研究团队”,但对于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研究而言,研究始终还是个人的事情,是一项个人事业,好与不好都是个人的原因。但是教学就不一样了,首先教师自己要有储备,要有东西传授给别人;第二,就是如何传授,这涉及教学技巧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学生不仅要听到了,而且要听懂了,还要有兴趣听。这是一门艺术。

苏伟麟:老师您作为一个学习、研究、教学这么多年的政治学者,您觉得政治学的学习会使学生获得怎样的有别于其他专业学生的思维方法或者人生态度?

王丽萍:我记得几年前在即将完成一个学期的课程教学,为同学作课程总结时说过,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可以使学习者和研究者获得对人生的更为开放的理解和态度,其中比较政治更是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生与社会的大广角,帮助我们学会尊重和包容差异。其实这也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气质。

苏伟麟:老师对于政府管理学院学生中流传的那句“院训”──“天下为公,报国为怀”是什么看法?

王丽萍:对于这句话,我也是从学生发来的邮件中底部属于他的“签名文件”中看到的,这样我才知道原来这句话是学生中流传的“院训”。现在都说社会是多么的现实,每个人都思考自己的问题,看到学生有这样的抱负,我还是挺感动的。但是这样也有一些可能的问题,这样的“院训”是不是会把学生引导到“好高鹜远”的想法──就是“只想做大事”或者是“我只适合做大事”?

如果说亨廷顿是我的学术偶像,圣雄甘地则是我的人生榜样。以像圣人一样的甘地为榜样,并不是自认为自己距离他的标准已经不远了,而是欣赏他“对自身完美所持的质疑态度”,在大众生活中的低姿态,以及他的道德观。甘地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人们眼中的圣人。泰戈尔说过,应从一个人“一生中的最佳时刻,用他最高尚的创举,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来判断他”。甘地则认为“对诗人而言的确如此,因为他让满天的星光降落大地。但对于我这样的凡人来说不该用他们一生中少有的辉煌时刻,而要用生命历程中落在他们脚上的尘埃来评价他们”。

“用生命历程中落在他们脚上的尘埃来评价他们”。这句话常常令我感动,我也希望以此与学院同学共勉。政府管理学院学生“天下为公,报国为怀”的抱负应该只有在生命历程中脚踏实地的步履间才会实现。

在与王老师的长谈结束时,我请王老师写下对政府管理学院十年的寄语。王老师沉思许久,非常周到地分别用横排和竖排的形式写下了“良知与良治”。的确,“良知”是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对于学者而言是起码的道德底线;而“良治”则揭示了政治学研究的意义,是政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编辑: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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