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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从人口学视角看“城市病”
日期: 2012-03-30  信息来源: 人民日报2012年03月21日

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城市病”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人口问题,但人口问题是“城市病”的重要症候,人口变量是诱发“城市病”的关键因素。在通常的理解中,“城市病”就是人口持续、快速集聚导致的人口过密、交通拥堵、水电土地等资源紧缺、房价物价偏高以及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等现象。城市人口问题可以从总量问题、增量问题、流量问题和分量问题等方面加以分析。

人们常常关注总量或者说存量问题,并试图用人口规划目标来控制城市人口。然而,人口规划往往跟不上人口变化。例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1960多万人,已突破2020年1800万人口的控制目标。城市人口能否控制以及如何控制?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人口增量要看人口增长。一些特大城市已持续多年出现超低生育率,主导人口增长的是人口流动。就“城市病”来说,应区别看待两种流动人口增长的影响:一种是缺乏体制保障的流动人口增长带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如是否会产生城市贫民?一种是与行为有关的流动人口增长带来城市交通资源的压力。换言之,城市存在两种性质的流动人口:一种是制度层面的、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称之为“非户籍流动人口”,对应的是户籍人口;另一种是行为层面的、在城市区域内行走和移动的人口,可以称之为“行为流动人口”,对应的是不流动人口,如几乎不出门的老年人、婴幼儿和残障人等。

人口流量问题既与居住点、工作点和活动点之间的距离有关,也与不同点的“人口分量”有关。距离产生流量,流量产生压力。人口因为“三种距离”而流动。“三种距离”分别是工作点与居住点的距离、活动点与居住点的距离、工作点与活动点的距离。“三种距离”产生了三种行为导向的流动人口,即工作导向的流动人口、活动导向的流动人口和回家导向的流动人口,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行为流动人口”。这三种导向的人口流动每天都在发生,有规律可循。周一到周五,每天早晚形成工作导向和回家导向的人口流;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则会形成规模较大的活动导向的人口流,继而演化为公园名胜、庆典场所等小区域的人口集聚和过密现象。

“城市病”与特定时段人口流量过大有关。“三种距离”的存在必然带来人流、车流、物流。城市是许多“点”组成的“面”,人口是点分布,机会也是点分布。人口点分布量(人口分量)决定着点与点之间的人口流量。距离造成了巨量的日常人口流动,距离越长,流量越大;布点越多,流量越大。人口远距离流动还会加重资源环境压力。因为车辆等交通工具是要消耗能源的,也是刚性依赖道路资源的。人类的趋同性行为会加大交通流量与交通容量之间的矛盾,例如,节假日家家都想出游,必然导致出行难、活动难。

如何缓解“城市病”呢?对于行为流动人口的调节,可以考虑“控制分量,引导流量”:其一,控制和降低居住点“人口分量”转变为“人口流量”的比例。并非人人、天天都需要外出,必要时应予以引导。其二,提前控制和现场引导活动点的流动人口增量,防止人口过密的潜在风险。同时,可以通过科学的城市人口分布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来实现“点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三种主要人口点的距离。应努力实现城市交通公交化,保证居民便利出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于非户籍流动人口来说,比较利益诱导着他们向城市流动。对低端外来人口设置进城门槛既不公道,也是徒劳。况且城市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完备的生活服务体系来保障,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恰恰多数是来自外地的打工人口。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城市的发展需要年轻的新移民,但新移民需要市民福利保障,渴望得到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区域和城市发展差距,对于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具有战略意义。只有各地、各个城市发展起来了,才能减轻少数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注:原文题目为《从人口学视角看“城市病”》

编辑: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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