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闻中心主办
 
高级搜索  

立足中国问题,“把地球管起来”——吴志攀在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日期: 2012-04-16  信息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2年04月04日18版)

编者按: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日益繁荣。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致力于研究不同政治体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比较政治学显得更加重要。近日,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所比较政治学系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立。该系的设立,对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也成为相关领域学人共同关心的课题。本刊特刊发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贺该系成立的书面致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成立比较政治学系,这对北大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专业是法律,说得再窄一点是金融法,所以我是政治学的门外汉。但是,我曾认真读过国际关系学院很多老师的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文章。比如潘维老师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我不仅是他的读者,而且参加过潘老师主持召开的研讨会,老老实实听了两天会,自己也发了言,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又比如连玉如老师关于德国政治的研究,她出书的时候,我还是学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长,连老师请我去开会,我就去了,因为她的书写得很扎实、很细腻,是真正用了心写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这样做学问的态度,值得我们尊重。

不仅如此,我也是北大国关学院各位学者的忠实读者。袁明老师编著的《国际关系史》、王缉思老师关于中美关系的很多论文、唐士其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朱文莉老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都是很厚重的成果。这些年来,北大国关学院的学者,不断推出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充分证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北大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从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我们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中,都有很杰出的代表,这个团队非常优秀。更重要的是,北大国关学院学术氛围好、学术风气正。老一辈学者如赵宝煦先生、张汉清先生、方连庆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有很高的修养,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的那种文化精神。同时,这些老先生又都有很开放的心态,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走向世界,为国关学院确立了品格。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赵先生他们的贡献,要一代人接一代人,继续把学术薪火传递下去,把这样一种开放、包容、诚朴、扎实的学术品格发扬光大!

关于比较政治学系的建立和未来的发展,作为一个外行,我想讲三点不成熟的想法,也算是我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

第一,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有一个办学特色,就是重视国别研究。我们这里人才比较多,队伍比较整齐,既有研究美国的专家,也有研究日本的、法国的、非洲的、印度的专家,基本上世界上主要的大国以及主要的几个区域,都能够找出几个人专门在研究。而且,国关学院早在十几年前甚至改革开放之初,就比较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布局,把年轻老师送到不同的国家去学习深造,希望培养更多的国别研究专家。

应该说,搞国别研究,在学术上属于“长线投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何其复杂,要拿出像样的成果来,需要好多年的辛苦耕耘。先要学这个国家的语言,然后读这个国家的历史,再然后才敢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否则跑到电视上去讲的那些观点,很可能经不起推敲。

搞国别研究辛苦,而且见效慢,所以现在搞国别研究可能不是太时髦了,大家主要还是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一些热点问题,或者更多地是应用什么理论什么模型,按老话就是“以论带史”。我认为,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合理的,体现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但北大的传统,一向都是尊重那些长期坐冷板凳、功力深厚的学者,我们最反对空的东西,学问必须实实在在,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个坚实的历史的、语言的基础了,你再来讲理论。

所以我希望,国关学院比较政治学系成立之后,还是要继续发扬好的传统,继续重视国别研究,没有对各个国家的深入细致的了解、观察和研究,那么就谈不上很好地进行比较。各位老师不要怕成果出得慢,哪怕几年就出一篇文章,只要质量高,一篇文章就了不起。过去北大讲“一本书主义”,一个学者一辈子,可能就只有一本代表作,只要这一本书写出了水平,那我认为一辈子也值了。

第二,希望北大的比较政治学系能够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气派。

我再次声明,我是外行,所以我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批评指导。按我的理解,比较政治学是用研究方法来定义这样一个学科,“比较”当然是我们做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哪个学科、哪个领域都离不开比较。这样一来,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的边界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晰。不像我搞金融法,就是研究银行、证券这些东西,如果去讲婚姻法什么的,就超出自己学科的边界了。但是比较政治学可能不一样,它的边界很模糊,可以管很远,很多问题都可以拿到框架里面来研究。

这种开放性,有好处,但也可能会让人觉得太松散了,五花八门,各搞各的,不能形成合力。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系要发展得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风格。也就是大家喜欢说的,形成了什么学派。要成为一个学派,可能在研究领域上就要有一些讲究,还有研究的风格,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大家的观点可能分歧很大,但是在选择问题的时候,或者研究的思路、方法上,有一些共通之处,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北大鼓励兼容并包,崇尚自由学风。但我觉得这和我所讲的“形成学派”不冲突。大家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应该会有很多共识。起码,我建议:各位老师不妨确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形成比较政治学的“北大学派”。如果有了比较政治学的“北大学派”,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可能更大一些,我们对学术的进步、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

第三,我认为,学问要为中国而做,要把中国问题作为根本。

国际关系学院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正在重新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我们要研究全世界的事情。毛主席过去讲过一个话,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这当然是一个幽默的说法,但是,未来真的有可能,需要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们,把整个地球各个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全部都“管起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看得到这一天,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我们与中国的崛起同行,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必然会日益兴盛。

与此同时,我想,不管大家管多远的事情,管不管地球,我们做学问的根本都是中国问题。要立足中国,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来做学问。

我曾经和袁明老师、王缉思老师都聊过,我们有一个共识。如果一个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没有很深刻的理解,那么他去研究中美关系恐怕就很难特别深刻。袁老师、王老师他们的文章,不一定写很长,为什么一下子就能够让人感觉到很厚重呢?为什么就是能发人所未发呢?我觉得,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研究很出色,更因为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他们懂得中国的政治,懂得中国的历史,并且与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很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学问就是有根有底的。

就比较政治学而言,过去西方学者研究比较政治,很多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他们总是在讲:为什么西方就“成功”了?为什么西方就能现代化,为什么别的地方就不能现代化?他们很多时候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的。这样的研究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起码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西方的经验。我们研究学问当然要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建立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只有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出发,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大的创新,也就是所谓“原始创新”。

在这里,我还想再举潘维老师的中国模式研究为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最早是谁提的我不知道,但潘维老师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他提出了一整套的东西,引起了国内外很大的关注,来自不同领域的很出色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参与到这个讨论之中。当然,对潘维老师的理论,也有很大的争议,批评的意见很多。可是,学术问题不怕争论,就怕没有人来给你挑毛病。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潘维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可以说促进了我们很多学科的相关研究,不管是赞同他的还是批评他的,他的书都立在那里,逼着我们去反思,这样大家都有进步。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还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的大国,“模式”还在探索之中。正因为这种变化,对我们文科学者而言,中国问题一定是最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我们要立足于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以天下苍生为念,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打印页面]  [关闭页面]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网介绍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校内电话 | 诚聘英才 | 新闻投稿
投稿地址 E-mail:xinwenzx@pku.edu.cn 新闻热线:010-62756381
北京大学新闻中心 版权所有 建议使用1024*768分辨率 技术支持:方正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