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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性思考
日期: 2012-09-30  信息来源: 《海淀政协》2012年第4期

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推进,是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可以说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推进工作已经到了非抓不可、抓不好不可、抓不出成效不可的重大历史关头。

2011年2月27日至4月29日,我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首期社会管理创新正司厅长级研究专题班,并任书记兼班长。习近平同志在接见我时嘱托说:“社会管理创新非常重要,希望你负起责任,做好工作!”遵照习近平同志的嘱托,近期我认真和深入思考和研究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这里仅从六方面梳理一下我对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性思考。

1、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要积极顺应大势、人心和国情,要有助于营造官民共治的格局。在顺应大势上,我们要充分认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已成为一个越来越流动、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分化、越来越透明的社会。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稳定形势当前呈现出境内因素与境外因素相互交织、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的新特点。在顺应人心上,我们要充分认识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已呈现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趋势,人们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权利、监督等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在物质文化生活上有更多新认识、新理念、新要求、新期待。还要积极有效化解一些人因对社会不满、心理失衡而出现的“群体性怨恨”。在顺应国情和官民共治上,我们在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前提下,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有益作用,积极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形成符合国情、协助政府、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努力营造包括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自治在内的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尤其在“符合国情、协助政府”方面,中华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和合文化,强调和谐与合作,所以在政党关系上体现为多党合作,在社会组织上体现为与政府合作。这与英美文化迥然不同,英美文化强调竞争与自由,所以在政党关系上体现为多党竞争,在社会组织上体现为与政府对抗。在社会管理的目标定位上,我比较赞同俞可平先生的观点:社会管理最佳状态是“善治”。中国社会管理的变革方向可以总结为从一元到多元、从人治到法治、从统治到治理、从静态到动态、从集权到分权、从单位到社区、从管制到服务、从国家到社会的转变。等到中国人民都能对食品安全放心地食用,国内教育实现公平,人民幸福指数、安全感上升,信访部门、城管机构能够从社会上消失时,中国的社会管理可以说获得成功了。

2、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要优先考虑社会稳定,直面各种突出的问题和挑战。稳定是政府的硬任务和第一责任,如果没有社会稳定,则什么事都办不成,已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所以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要优先考虑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至少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如此。目前社会稳定压力很大,社会矛盾早发多发,触点多燃点低,随时随地随便一件小事,处理不好都可能崩出大事而惊天动地。尤其是两亿多流动人口、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政策层面一定要妥善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一定要确保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一定要尽快消除重大生态危机的隐患。当然,也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和谐稳定与充满活力、静态稳定与动态稳定,积极不稳定因素与消极不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下,有时也要辩证地看待对营造社会活力和推动社会波浪式前进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某些不稳定因素。当前保持与重建社会共识对社会稳定也至关重要,要防止社会在思想纷争中走向分裂,要逐步由“一元社会整合”变为“多元社会整合”。中国社会今后最大的危险是爆发“革命”,无论是激进自由派的“茉莉花革命”,还是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派的“黑色革命”,我们都要极力防止和避免。如果真像有人说的目前存在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现象,则我们只能坚定不移以不断深化和加大力度的改革替代“革命”。

3、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要认真总结各地在探索和实践中积累的新鲜经验,从中找到可以推广的思路和做法,进而升华到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和理论层面。各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和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新鲜经验,如北京市全力打造干净、规范、服务、安全、健康、文化的“六型社区”,广东省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辽宁省民心网始终坚持以“倾听民声、实现民意、服务民众”为宗旨,上海市浦东新区创建全国第一个以公益组织为主体的公益服务园,天津市和平区引入中介组织参与行政审批服务,深圳市南山区以双向互动制度创新建设和谐社区,宁波市海曙区为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实现外来人口融入社区并推动社会发展等。在这方面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我们以前“摸着石头过河”的先基层试点后逐渐推广、先实践摸索后理论提炼、先改革创新后建章立制的发展路径所带来的特色和优势。

4、当前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不能与解决重大战略问题的总体部署相对抗。当前各部门各地区出台的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绝大多数符合本部门本地区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也符合中央解决重大战略问题的总体部署。但也有某些政策只顾眼前,急功近利,重打击轻防范,重管理轻服务,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重行政手段轻道德方式,重扬汤止沸轻釜底抽薪,重速效举措轻长治久安,出现了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战术政策与战略政策相对抗的现象。有人认为,如果说当前各部门各地区出台的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管理创新的某些政策,或多或少地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方式和骑虎难下的两难困境的话,那么很可能其病根主要不在政策本身,而在某些干部缺乏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对中央解决重大战略问题的总体部署缺乏全面理解和深刻领悟。

5、当前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不能为子孙后代和今后重大改革设置新的更大的障碍。我们很多改革是随机应变型改革,而不是深思熟虑型改革,导致有些重大改革的深层次障碍无法很快消除,我们有时只能绕着这些障碍走。在解决社会问题或制定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时,我们应理性思考,具体分析,深化认识,区别对待,从长计议,高瞻远瞩,更多采取继续深化改革或中医养生治本的综合方式解决问题,而避免采取给子孙后代和今后重大改革设置新的更大的障碍的饮鸩止渴方式解决问题。尤其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当前的改革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正在按照“十二五”规划总体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了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一步破除了制约科学发展的某些体制机制障碍,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6、当前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不能再进一步扩大教育不公、医疗不公、住房不公、地位不公、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等。近些年来,我国教育不公、医疗不公、住房不公、地位不公、分配不公等现象引人注目,隐性收入数额太大,基尼系数相对偏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地区之间差距超过2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也较明显。2008年,人民论坛杂志社在新浪网推出了“公众公平感调查”,共有6227人参与。其中96.11%的受调查者表示“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68.45%的受调查者表示目前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例。对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公众表示难以接受。“对改善社会公平现状,您的建议是什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进一步约束和规范官员的行为”(4850票,73.74%)、“调整收入分配政策”(4505票,68.49%)、“政府加大对特定人群的扶持”(4003票,60.86%)、“全社会树立新的社会公平观”(3767票,57.28%)。党中央和国务院目前已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缩小以上不公和差距,如2011年1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比以前的1190元提高了92%;从2004年开始酝酿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重点是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目前已在进行出台前的征求意见。当然在缩小以上不公和差距方面,要很快取得大家都非常满意的明显成效确实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当前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起码要做到不再进一步扩大以上不公和差距。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本文为作者在海淀区政协常委会上的讲座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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