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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
日期: 2013-05-10  信息来源: 历史学系教授 岳庆平

鉴于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是改革获取广泛和坚定支持的社会基础,也是保证改革成功实施和推进的必要前提,所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大家通过平等研讨、理性对话和深度碰撞而形成某些价值共识至关重要,当前一定要切实防止社会在价值纷争、共识难寻中走向分裂甚至溃败。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专门研究部署改革问题,可能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定》,有望推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

党的十八大发出了深化改革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重申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我在《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6期上发表了《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光明网、共识网、财新网、北大网等10多家网站纷纷转载。我之所以用以上题目撰文,主要是想贯彻落实邓小平1986年在《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文中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今天我重点从两方面谈谈自己最近的思考: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有哪些?围绕这些价值共识最需要做什么?

第一方面我谈谈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有哪些?尽管这方面目前众说纷纭,分歧很大,但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十点:

一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也包括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

二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是领导层真正展现改革魄力和领导力,全社会真正凝聚改革共识和合力。最高领导层的改革魄力正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蹚,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

三是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辨证统一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当然,目前应坚决杜绝有人只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也坚决杜绝有桥不走或深水区摸不到石头还假装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应有超越各种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

四是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当然也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目标。

五是重要领域改革亟需取得实质性重点突破。目前重要领域改革基本处于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阶段,目前重要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重点突破需要冲破阻挠,打破僵局,凝聚力量,攻坚克难。

六是推动某些突出问题的解决。目前已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和改革不深化,所以推动这些突出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改革到位和改革深化。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往往包含很多政治因素,目前又包含很多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突出问题不下功夫尽快解决,我们至今已达3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绝对不可能持续,我们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也绝对不可能强盛。

七是政府积极有序向市场和社会转移权力。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格局,改变政府万能、“跑部钱进”、权力利益化、利益政策化局面,政府真正把管理职能集中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特别是社会组织承载着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今后政府应加大力度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

八是加快建设社会价值体系。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并形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现,而且官商勾结、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令人担忧,信仰危机、道德滑坡、思想愚昧、法律疲软时有所见。加快建设社会价值体系可适当参考借鉴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和公、和、廉、耻,以及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在于:亡国是政权更替,与百姓利益无关,所以“肉食者谋之”;亡天下是道德沦丧,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所以“匹夫有责”。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4句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包括“普世价值”争论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确实引人注目。

九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从当前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对既得利益集团过分让步的角度,可以说当前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阻力除了思想观念禁锢外,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与倒退和前进相比,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体制机制环境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倒退而资本受限,也不愿前进而权力受限,必定会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调动所有政治经济资源,最大限度运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种冠冕堂皇却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极力阻止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使当前的体制机制环境尽可能长久地持续或固化。

十是当前最大危险是出现暴力革命。17至18世纪,改革在英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改革在法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20世纪初,改革在印度成为革命的替代物,。我们应该结合以上史实,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特别是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如何以改革防止和替代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读过的人很多,而读懂的人很少。我非常担忧许多中国人对此书的误读和装懂,而又极不恰当地用来影响和引导当前中国的改革实践。鉴于民粹主义和缺乏理性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目前改革最好不大规模发动民众,尤其是不把广大民众从市场发动到街头和广场搞大规模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这一次改革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参与,将一事无成。执政党要把民众吸纳到改革的推动和改革的讨论中来”。有人认为,中国今后最大的危险,与其说是激进自由派的茉莉花革命,不如说是反改革开放的极左的“黑色革命”。权势显赫的伊朗巴列维王朝也搞过改革开放,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伊朗原教旨主义宗教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成功。

第二方面我谈谈围绕这些价值共识目前最需要做什么?这方面同样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我今天重点强调以下四点:

一是解放转变思想观念。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提出:“中国在20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做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做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由贫弱到富强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近200年,但民主、法治、科学等观念仍然远未深入人心,所以当前确实需要解放转变思想观念。当然对此也不能过分着急,但我们当前力争少一点专制、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人治、多一点法治,少一点迷信、多一点科学,少一点统治、多一点治理,还是非常必要和至关重要的。俞可平先生对民主与专制有段妙语我很赞同:“民主就是总是有人批评你,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是你清楚地知道没有人恨你;而专制呢,专制就是人们总在赞美你,歌颂你,你永远正确,你光芒万丈,你万世垂范……从来没有人批评你,但你清楚地知道人们恨你,你内心对此充满恐惧!”当然对有人而言,改革已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自身利益问题,他们很清楚改革是割自己身上的肉,所以坚决不改革。正像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所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二是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我认为在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方面,“中国梦”的提法比“中国模式”的提法更明智和更有效。“中国梦”目前是凝聚我们全国13.4亿人口,以至台港澳和海外华侨华裔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有人对“中国梦”的提法也有非议,但我们现在确实想不出比“中国梦”更好的的提法。我不同意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改革已死,目前只剩革命一途;另一种观点是中国社会已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已坏死而机能已失效,任何药物都无法救治。如果真是改革已死和社会已溃败,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凝聚整合改革力量了,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的。我在《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中强调“正人心、敦风俗”,“给出信心,收拾人心”。“知识分子不是权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守护神,知识分子在推进顺应时代和民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必过多在意自己意见能否被决策者采纳和重视,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责任感、高尚道义感、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奋斗精神。”有人指出,如果社会有走向极端趋势危险的话,必须迅速集结能够对抗极端的社会力量。很多坏人都已联合起来做坏事了,为什么我们好人就不能联合起来做好事,不能联合起来推进改革呢!

三是正视超越左右之争。目前如果按左右分派,也许可分为七派:极端主义左派、右派,激进主义左派、右派,温和主义左派、右派,中间派。这七派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前应尽可能创造更多机会,使左右不同派别和朝野不同方面经常坐在一起面对面平等讨论和理性对话。萧功秦先生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中道理性主义,很多观点都极具理性和道理,也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作者原来的“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我认为既要正视左右之争,又要超越左右之争。但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我不太赞同萧功秦先生对“新权威”的过分强调和先后五段式的发展逻辑,同时只讲理性和道理也往往是无用的。其实超越左右的重点和关键不在于理论上讲清道理,而在于实践上如何超越。从以往改革的实践看,超越左右的结果不仅无法奏效或走向反面,有时还会导致长期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进不退的改革停滞状态。而这种改革停滞状态在当前既有最大可能又属极大风险,到头来必然使革命跑在改革之前而出现大规模暴力革命,我们当然是要尽最大努力避免的。鲁迅先生深谙中国政治文化,强调推进改革一定要有更激烈的主张。他1927年在《无声的中国》中说:“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四是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只有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政治体制改革某些突出问题的解决上取得实质突破,才能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文化发展繁荣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我在《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中提出,我们要以更大魄力、更强决心、更多智慧和更宽视野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引领、带动、推进和深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回顾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需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8.18”讲话和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精神,需要借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需要研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需要在解决以下九方面突出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一是党、政府、人大的关系,二是党内民主,三是协商民主,四是基层民主,五是权力制衡,六是权利保障,七是司法体制,八是行政体制,九是干部制度。中国目前不改革的风险明显大于改革的风险。当前不仅改革与灾祸、改革与危机在赛跑,而且改革与革命、改革与战争也在赛跑。如果今后我们仍不深刻反思惨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十年浩劫”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革开放”的教训,我们仍不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改革魄力和领导力不能真正展现,改革共识和合力不能真正凝聚,则中国很难出现真正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真实局面。中国最可能出现的真实局面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或劫持而长期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长期难以有效突破和协调推进。当然从历史的长远发展看,无论中国社会转型多么时间漫长,多么艰难曲折,遇到多少“可怕的”“惊涛骇浪”,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实现,必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文为2013年4月27日作者在“中国信用高峰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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