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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从周培源看爱国民主科学
日期: 2013-11-17  信息来源: 《民主与科学》2013年第2期

周老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其身上始终都最自然和最本色地所体现的真正、纯粹而高尚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既是对北京大学精神的最佳诠释,也是对九三学社传统的最佳诠释,周老真正无愧于是北大人和九三人的杰出前辈和精神楷模。仅先举一例,周老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享受着一般人极其羡慕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国家级政治荣耀和优厚经济待遇,但他从未安心享乐,更从未忘乎所以,晚年时大智无双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真心话:“这一辈子不是我所追求的!”他视科学为生命,视求真为首务,深知科学与官位一般不可兼得,有时甚至难以兼容,多次与众不同并坚定不移地要求上级减少他的兼职和社会活动。有人认为周老治丧的政治规格太低,与周老一生重视科学和求真、轻视官位和权贵而得罪了某些上级领导有关。丁石孙先生说周老像一座大山:“离得越远,对大山的雄伟气势感受得越深刻。” 武际可先生说周老像一条大河:“他是一个有锋芒的人”,正直敢言,不畏权势,是一位不多见的学者 。“有人沉默、有人顺从、有人阿谀时,他能像大河奔突着向前。”

周老身上始终都最自然和最本色地体现的真正、纯粹而高尚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对那些擅长整天空喊口号而自己很少真正践行,甚至待人苛刻虚伪、言而无信而完全背离民主科学、实事求是,或者只是高智商、超精致地耍玩口号以自私自利、沽名钓誉并自欺欺人、自鸣得意甚至忘乎所以者而言,确实是极大讽刺,确实是发人深省,也确实是不比不知道而一比吓一跳。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自欺欺人、自鸣得意甚至忘乎所以的以自我为中心者,为什么对自己的假话、辱言和失误从不解释,永不认错,总是幼稚地低估他人的悟性和善意?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人早已悟出真假、荣辱和是非而实在不忍心揭穿?难道真的自己内心毫无良知而一点或一生都不感到自责和忏悔?正如周老所说:“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做科学工作、做教育工作和人生旅行 ,离开了这一条就会走入歧途。众所周知 ,国内外历史上 ,有的人不实事求是 ,靠耍阴谋、玩骗术、施诡计得逞一时 ,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无一例外的是遗臭万年。”周老说得多么真实诚恳,又多么深刻独到!“做官”成功往往“做人”失败,“遗臭万年”说明“做鬼”更失败。可见真假早有人知,毁誉莫非民意!其实这就是最终的民心展现,这就是公正的历史评判。我作为在北京大学已学习和工作30多年、在九三学社中央已工作10年多的后辈,深为北京大学和九三学社拥有周老这样光明磊落、正直求真、思想深刻、人格独立,并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受大家真心景仰和由衷爱戴的杰出前辈和精神楷模而荣幸和自豪!

一、从周培源看爱国

据周如玲女士《我的父亲周培源与清华大学》 一文记述:“父亲的青年时代常常看见在中国的领土上插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父亲到上海读书后有一次和同学在外滩的草坪上漫步,竟被一个看管给轰出来。父亲气愤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走走?’那个看守竟说:‘中国有一天强大了,你们就可以在这上面走了。’这对热血方刚的父亲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但‘只要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上面走了’却是铭心刻骨。军阀连年混战,百姓民不聊生,国民党对外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对内却横征暴敛、欺诈掠夺。五千年文明古国几近葬送在这批豺狼腐蠹之手中。怎能忍看而无为?年轻时的父亲,想的就是如何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国强大,能让自己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随意行走,再也不受外国人的凌辱。‘求变’已是父亲这一代有志之士的座右铭。为此,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

20世纪初,美国依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曾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定用最圆满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可见,美国同意用部分庚子赔款办学,只是想通过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办法来进一步控制中国。但很多清华学生得知自己是拿庚子赔款学习,更加发愤图强,刻苦攻读,以便出国深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周老便是其中之一。

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的周老赴美学习,先入芝加哥大学,后至加州理工学院,1928年以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最高荣誉奖。1929年,胸怀爱国之心的周老毅然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

1943年,周老又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研究湍流。1945年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发表《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这在湍流理论上是被国际同行公认的卓越学术成就。这也使周老有机会以科学为武器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美国政府邀请他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科研工作,主要从事鱼雷空投入水项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解散,不久又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继续从事军工研究。美方邀请周老参加,年薪高达6000多美元,但要求必须加入美国籍,被周老婉言谢绝。因为他考虑当时赴美参加反战科研工作,是为了共同打败日本,间接报效祖国;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应尽快归国工作,直接报效祖国。其实这次他一到美国,美国移民局就邀请他全家加入美国籍,他对此一笑置之。就这样,周老毫不留恋美国的丰厚物质待遇和良好工作条件,抱着报效祖国的坚定之心,带领全家于1947年4月又回到清华大学工作。那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年薪仅相当于300美元,还不到在美国年薪6000多美元的二十分之一。

此外,当别人询问周老为什么会从相对论研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研究时,他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有人认为,在周老等科学家身上有许多东西,不是一句“爱国主义”就能道尽的,更多的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操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二、从周培源看民主

丁石孙先生说:“周老的民主作风很为了解熟悉他的人称道,他不管与什么人讨论问题,都能以平等的态度,从不以权威自居,以势压人。周老的民主作风反映了他对人际关系的朴实看法。” 据梁从诫先生在《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 一文中回忆:“在我所熟悉的许多老一辈著名教授学者中,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在内,像周老这样,办事能力这么强而又这么随和,生活上兴趣这么广而自奉又如此淡泊的,他几乎是仅有的一位。”“周老的平易表现在他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在家里,他对待晚辈非常平等, 从不训人,更少有疾颜厉色。一些学生、同事来访即使有他所不赞成的言行,也总是用商量的口气进行说服,没有提高过嗓门。其实, 有许多事他并非真的不动感情,但他从不感情用事。常常地他参加某个会议, 或与某负责人谈工作回来后,会长时间地沉默不语,显然心情沉重。但作为晚辈,我们却极少听到他发牢骚、背后埋怨别人。在我所认识的老一辈学者中,他在这方面是特别严于自律的。”

周老家庭和睦,非常民主。林家翘先生说:“周先生说过他家中是非常‘民主’的,我们看到的也确是如此。有时他自己的意见与家中人不同时,就要笑着说‘阴盛阳衰’。所有事情都是大家讨论的。记得如玲有一次亲眼看见许多特异功能的实验,但是周先生却不相信,于是二人便辩论不休。” 据《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 记载:周如苹这个最小的姑娘和爸爸最亲,十四五岁的时候,还喜欢像小朋友一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过来,跳到爸爸背上。他不似中国传统父亲那样正襟危坐,姑娘们都被他宠得“没大没小”,如苹总是“笑话”他,说他“一天到晚爱来爱去”。他不仅不以为忤,还点头称是,别出心裁地编了一首顺口溜:“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爱,老三我最宠,老四我喜欢。”并把这顺口溜天天挂在嘴边。周家居住在燕南园56号,庭院中遍植樱花。樱花树均由周老打理,他极爱花,还常常戏称家中有“五朵金花”,其中四朵是女儿们,另一朵是王蒂澂。每年春天,他们都要结伴出门踏青,他一路搀着她的手,生怕她磕着碰着。他对她好到连女儿们也“嫉妒”了。每次一起郊游,拎着大包小包的女儿总在后面无奈地喊:“对不起!麻烦你们两位分开一会儿,帮我们照看一下东西。”王蒂澂习惯迟起,每天早晨,他都会在她睁开眼的时候,对她说:“我爱你。”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一大早跑到她床前,问她:“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腰还疼不疼?别怕困难,多活动……我爱你,六十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那一年,她已经八十岁了,他也已年逾九十,他们都老了。他五十岁上下右耳便失聪了,从那时起,说话就不由自主地“大声嚷嚷”。他自己听不见也生恐别人听不见。每天早晨,他对她的“表白”也嚷嚷得众人皆知。长大了的女儿,听到老父亲的绵绵情话都忍俊不禁。她不好意思,嗔道:“你好烦啊。”他笑,他的笑容还是那样澄澈明净。她突然想起,曾经他也是这么笑着看她,在昆明的“华龙”马上,在香山疗养院高高的窗台上,在师姐刘孝锦家的宴会上。他看着她,笑得如同小孩子;她望着他的笑脸,无声地哭了。

周老与邻居关系融洽,气氛欢乐。据《泱泱大师,铮铮风骨》 一文记载,1956年春,北京大学燕南园周老家成了一个欢乐的中心。孩子们欢快地放完开门炮,纷纷前来向军属“周大爹”、“王老师”拜年。王老师会讲有趣的话,逗得孩子们嘎嘎直乐,完了,还给孩子们每人抓一把糖果点心。周大爹眉宇间满是欢笑,会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比赛单足蹲起,直到站不起来。一旦摔倒在地上,便开怀大笑。

周老极其关心、爱护和帮助学生和助手。例如,他的学生于光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无法继续下大功夫撰写毕业论文《坐标系在引力场中的运动》,他很关心和同情于光远,尽力指导和帮助他完成毕业论文。于光远几十年来一直怀有对不起恩师精心指导的歉意。1970年初春,周老为了给一位助手打招呼,要他不要参加“四人帮”的瞎批判,一大早就亲自到北京大学招待所给这位助手送行,并一直把他送到332路公共汽车站。后来,这位助手被扣上多顶政治帽子,处境十分孤立。周老得知后,让人捎话给他:“不要悲观嘛!今后说话注意一点就行了,欢迎继续到我家来做客。”感动得这位在几十次批斗会上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男子汉,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旦得到了亲人的关怀和理解,忍不住嚎啕大哭。黄永念先生说:“周老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我是周老家中的常客。每次去的时候,周老总要亲自为我们倒茶和冲咖啡,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当我们端起茶杯,看着他老人家满头银发,心里总是热乎乎的。有时,由于讨论问题时间很长,耽误了食堂用餐的时间,周老总是热情地留我在他家用餐。时间久了,我就越来越感到周老一家的亲切与温暖。” 丁浩刚先生说:1985年“我们一家3口住在集体宿舍3楼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天晚上8点多钟,周先生由他的警卫搀扶着站到了我的门前,我和爱人都激动不已,忙把他请到屋里,我坐在床上,周先生坐在屋里仅有的一把椅子上,他的警卫则站在旁边。周老关切地问我们的生活情况,问我爱人工作的安排,后来又拿出了一篇文献跟我讨论了一会儿才离去。我送他下楼,看到楼门前停放着小车,周师母已经在车里等了10多分钟。” 王淦昌先生说:“当周老几次因病住院,为探讨学术、修改论文,多少次吧学生召至病榻前,逐点讨论、逐句修改。甚至为使学生到国际会议上去崭露头角、为国争光,曾提出:‘你去宣读这论文,我为你出出国旅费!’这般视学生为亲生,舔犊之情,不知有谁能闻之而不动容!”

周老对向他求教、求助的所有后辈都乐于指点帮助。多年来经周老亲笔引荐出国留学深造和登上国际科技舞台的,确实数不胜数。他住在北大燕南园56号达30年之久,据说家门对所有客人都是敞开的,无论是谁都可随时推门而进,也都会受到很好的接待。周老待人民主,生活朴素,有位女士突然去他家拜访,看见他穿着一件带破洞的背心,他赶紧致歉:不好意思,不知有女士来访。周老致歉不是因为背心带破洞,而是因为不应在女士面前只穿背心。

周老身上的民主还体现在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敢于向上级如实反映问题,也敢于在会议上力陈真知卓见。例如,1954年9月,北京市高校党委办公室派人到北京大学调研,周老反映问题直言不讳:“科学工作者如何发挥作用问题,至今未很好解决,几年来科学工作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觉得发挥力量不够,英雄无用武之地,怀才不遇,心里总是很不开朗。这种感觉很普遍,觉得党没有把我们的才能肯定下来。”当时主管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刘仁读到此处时,特意用钢笔在文件原件上画了长段的粗线,在“党没有把我们的才能肯定下来”下又多画了一道粗线。周老常对女儿们说, 当上级领导不懂科学的时候, 科学家一定要说真话,否则岂不是要把领导引入歧途? 人云亦云的人有失科学家本性。

1962年2月,周老在北京大学专门研究学校领导体制问题的会议上也是直言不讳:“知识分子管行政就要有三权:人权、财政权、发言权,过去都剥夺了。”“人权方面,一九五八年以来相当混乱。配备教研室副主任,常常不和正主任商量。”他接着列举了两个实例:“如高崇寿当理化物理教研室副主任,校委会通过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王竹溪还不知道。我那教研室配了两个副主任,我在校委会讨论时看了名单才知道,其中一个我就认为很不合适。”周老谈到发言权时说:“发言权方面问题大,很多人不发言。”“任命几位副校长后,大家发言可能积极一些,但要知识分子畅所欲言,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周老谈到大批判时说:“如对量子力学的批判就很有问题,运用了一些哲学概念,并没有能把科学问题讲清楚。对热力学的批判伤了王竹溪,当时也搞到我教的流体力学,有同学找我,硬说有的理论与实践不符,是唯心的。这个运动有些地方,做得太急躁简单,甚至粗暴。例如要唐有祺在课堂检讨十五分钟。伤了一些人,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需要通过一些具体工作慢慢解决。”有人评论说,当时面对这种粗暴的运动方式,周老实际上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裂变、疯长而至烂熟。

三、从周培源看科学

周老在总结自己做人做工作时说:“我是做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的,自然一开口也离不开科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我做科学工作、做教育工作和‘做人’的‘秘诀’,也就是我数十年所信奉的格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锲而不舍就是像锥子一样,数十年紧紧地锥住它,就是钢板也会锥出个孔来。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精神和毅力,总是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的。”

周老教了一辈子书,有些课程内容已熟得可以“倒背”出来,但每次讲课他都认真备课,写出新的讲课提纲。一位几十年前听过周老课的院士说:周老非常注意启发诱导学生开动脑筋,“第一次听周老讲理论力学课时,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未思考过的问题:牛顿的三大定律可不可以归结为两大定律?这一下把我们都难住了。然后,他一步步向我们解释牛顿力学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论都有它的内在逻辑。正是这第一课激发起我对理论物理学的浓厚兴趣。”

据周老的学生回忆,每当周老拿到学生的学位论文后,不仅逐段逐句斟酌,反复修改,而且亲手推导验证有关公式,对标点符号、图注、目录和页码都仔细校核。他青年时期和耄耋之年的研究生都说,“在我们撰写的博士论文及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浸透着周老的心血。每一篇论文的完成及其英文表达,无不经周老数次悉心修改。”1987年,刚毕业的博士李永贵提交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英文摘要,经周老审阅后,“密密麻麻改了几十处,除了新添的内容外,所有的语法、单词拼写和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并让我按修改后的稿重新打印好再送他看。如此折腾几次,他才放行。当我将这整页密密麻麻改过的原稿拿回宿舍让其他同学看后,他们无不感慨地说:‘周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认真,实在难得呀!’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对其他研究生的稿件也都是如此认真修改,从不随便放过。”

据武际可先生回忆,周老曾让哲学系的一位老师和他帮助写篇文章,在周老托《人民日报》打印200份寄出征求意见时,“发现在作者署名处,把我的名字脱漏了。我告诉他说,这篇文章我做的事很少,帮老师做点事也是应该的,就不要署我的名字了。岂知他却不以为然,以80多岁的人,硬是将200份逐份用笔添上我的名字。这件事虽小,却使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一个为人正直的人,是特别尊重别人的劳动的。把掠人之美看作是和偷盗一样的可耻。”

据章道义先生《周培源:中国科教界一颗明亮的星》 一文记述:“直到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本可颐养天年之时,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散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平时无论工作多忙,只要一回家,不是坐在书桌旁打字,就是专心致志地推演公式。他说,自己不动手演算,怎么能体验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又怎么能指导好学生呢?198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访问教授,房间的空调机坏了,人坐在屋里都直冒汗。他穿了一件背心,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地演算着,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几天后,他把算稿拿给他的同在美国的三女儿核对。五六页的算稿,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公式、符号,加起来少说也有近万个符号。他女儿核对下来,只发现有一个张量的下标,在誊写时抄错了,顷刻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要知道,那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周老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说:“一个新理论提出来,第一,要看它能不能说明旧理论已说明的物理现象;第二,要看它能不能说明旧理论所不能说明的物理现象;第三,要看它能否预见到新的尚未被观测到的物理现象,并为新的实验所证实。这三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四人帮”推行实用主义,轻视基础理论研究。有人认为这使中国科学界与教育界处在一片迷茫之中。中国自五四之后觉醒的科学与民主意识,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是向愚昧与专制倒退,还是向科学与民主前进?深厚的学养与强烈的科学信念,又一次使周老按捺不住心头郁愤,破门而出,高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大旗,顶着凶猛的潮流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科学界的中流砥柱。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老《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犹如惊蛰春讯,在国内科学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极左思潮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文革”时代,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至理名言了。人们也钦佩周老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勇气,能够为人民、为科学仗义执言。许多人评论,此文是战斗檄文,有理有论,有胆有识,是对“文革”中泛滥一时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批判,是对反科学的无知妄说的一声棒喝,强烈地刺痛了那些极“左”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分子,从科学的来源与发展的规律上,否定了他们的浅薄与虚妄。文章以科学大师的权威,正气凛然的铮臣的风骨,使中国科教界科学民主精神激扬,人们的心绪为之抖擞。“四人帮”找人写文章逐字逐句批判周老此文。 但当时年逾古稀的周老在黑风恶浪面前没有屈服,没有被压垮。白发清亮,铁骨铮铮。杨振宁先生赞叹道:“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

1981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发表周老《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一文,这是他长时间访美的体会,也是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考。周老深知,一些言语会使一些人不快,但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他不能不说。此文提出,在高等学校里,“‘左’的危害由来已久”,自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以来即有多次失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解三尺之冰,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高等教育必须改革。改革高等教育,不妨从选拔人才(教师队伍),培养人才(学生教育),活跃学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几方面着手。总结经验,认真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多数,进行坚决而又稳妥的改革。”有人评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教育家,在行将告退教育岗位之前,把他的肺腑之言,都吐露在这一篇文章之中。千里之志,老而弥坚,深情中寓有锋芒,为了中国高等教育,他秉笔直言,其中亦包括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反右容易反‘左’难,虽然面临新时期,‘左’倾顽症有时依然猖獗,反‘左’是需要勇气和代价的”,“真理在手,无私无畏,这个倔老头心里十分镇定。”

周老以86岁的高龄,于1988年9月率182位政协委员赴湖北、四川视察三峡工程。之后,他以一腔爱国爱民之心,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求实和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忠诚耿直,向中共中央多次直陈己见。周老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让他如何做正确判断?几十年里我们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说假话。”“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宏观决策问题,除要研究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变化、系统工程等问题。在决策过程中,需要认真贯彻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只有贯彻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才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周老在《光明日报》发文指出:“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否则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遗臭万年。”蔡树棠先生说:“周先生有着科学家应该有的坚持真理的优良品德。出于科学家的良心,不论在多么危险的境地,他都能坚持真理。”“他具有哥白尼、伽利略的遗风。不像有些所谓科学家为了名,为了利,为了乌纱帽,为了个人安危,言不由衷随声附和一些荒谬言论,为一些无耻政客助威。”

有人认为,周老的思想、性格与爱因斯坦有一种心心相印的契合。其中既有继承的濡染与影响, 也有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气质感应。 1936~1937年,周老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参加由爱因斯坦主持的广义相对论高级研讨班,成为中国唯一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从事相对论研究工作的学者。在研讨班活跃的学术气氛中,在与爱因斯坦面对面地讨论的启发下,周老在普林斯顿完成了关于场方程静态解的研究并写成论文在《美国数学杂志》上发表。周老非常敬佩不畏权势和强暴、为真理奋不顾身的爱因斯坦。据奚学瑶先生《科学与民主的时代跫音》 一文,无论是从感性还是理性,是科学还是人品,像周老如此深刻地认知和理解爱因斯坦,在中国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正直的、有高度责任感的世界主义者。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 他都要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 他都要公开谴责。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写道:“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保持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同德国纳粹的斗争,还是50 年代同美国麦卡锡份子的斗争, 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昂然独立的政治人格。在希特勒和纳粹迫害犹太人时,爱因斯坦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谴责希特勒的人。而在日本侵略中国时,爱因斯坦也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和种种暴行。爱因斯坦还精辟地指出:“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 也许比单纯的刁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

1970年4月,陈伯达找周老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老以科学精神捍卫科学,旗帜鲜明地表态:“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有争议,可以讨论。”“讨论,也是物理学家的事。”直接把陈伯达顶了回去。有人认为,周老完全是凭着科学家的良心,说的是自己的真心话。他是“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科学家,不是察言观色的“气象学家”。他的政治气象学学得极差。当时在权势显赫的陈伯达面前,犯颜直言,轻则遭冷遇,重则甚至会危及身家性命。周老不会不懂得, 陈伯达来北大,目的就是要抬出他这块所谓“爱因斯坦学生”的金字招牌,去号令天下,发动群众批判爱因斯坦。如今“敬酒不吃吃罚酒”,又将如何? 周老不会忘记,1967年陈伯达来北大,曾亲口提议让周老当北大校长, 今天批判爱因斯坦,不正是立功的机会、晋升的阶梯? 倘换一个看风使舵之徒,恐怕早就顺竿而上、顺风扯旗了! 有人指出,在人生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周老显示了自己的刚正。在政治湍流中,淹没的是野心家陈伯达,矗立的是科学家周老。

除爱因斯坦外,与周老和爱因斯坦关系都很密切的杨振宁先生也值得提及:1972年7月,杨振宁先生参观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 直言他们的基础理论研究落后,认为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是“目光短浅”。后来周总理说:“杨振宁讲话实在, 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 称赞他。”从杨振宁先生曾批评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是“目光短浅”的角度,同时他又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似乎不应不重视擅长基础理论研究的爱因斯坦。但2006年3月,杨振宁先生在广州作《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认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四种类型,并“目光不够长远”地提出,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种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二个诺贝尔奖没有什么大用处。他1972年被毛主席称赞的“讲话实在”好像也演变为“讲话不太实在”,他在2005年所说“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的基础上,在广州又说“中国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对中国的贡献无与伦比”,“现行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最有效的”,“不要急于施行高等教育改革 ”。有人评论杨振宁先生这些观点有失诺贝尔奖得主的风采,也有违周老关于“高等教育必须改革”的呼吁。邱成桐先生很不赞同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呼吁“如果中国高校的不良学术风气再不整治,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

如果说周老和爱因斯坦都是始终正直求真、“讲话实在”,杨振宁先生是先“讲话实在”,后“讲话不太实在”的话,那么与周老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又同为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的钱学森先生则是先“讲话不太实在”,后“讲话实在”:1958年4月29日,钱学森先生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发表《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一文,提出“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先生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在有条件假设的基础上,提出“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2005年7月,钱学森先生在医院对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其中“没有一所大学”和“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措辞是极其严厉的,很好地体现了钱学森先生当时的正直求真、“讲话实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科学与诺贝尔奖无缘。

如上所述,周老、爱因斯坦、杨振宁、邱成桐、钱学森等不同的科学家身上体现着不同形式和内涵甚至见仁见智的科学精神。显而易见,周老更接近爱因斯坦,其身上始终都最自然和最本色地体现着真正、纯粹而高尚的科学精神,当然还有同样的爱国、民主精神,至此无疑又回到了本文开篇的论点。总之,这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受大家真心景仰和由衷爱戴的周老,这就是学生祝福“一代宗师学厚仁厚情厚五洲学子同贺福如地厚,科学泰斗言高行高德高华夏晚生共祝寿比山高”的良师,这也就是周老感人事迹对北京大学精神和九三学社传统的最佳诠释。

编辑:歆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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