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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多多未必益善,合适才好
日期: 2014-12-24  信息来源: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考古发掘,发掘只是考古学的一部分。发掘即使采用多么巧妙,先进的方法,多么先进,科学的工具也挖不出花儿来,也不可能把所有遗迹遗物和盘托出。考古学材料毕竟是局部、是片段,甚至是零碎的,偶然的。过去常有人说考古学旨在复原古代社会,这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是理想。而今考古大发现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发掘所获得的各考古学文化遗迹遗物,绝大部分是雷同的。比如仰韶文化,你挖10个,100个面貌都差不多。因此考古学最终还是,也只能是落实在材料的研究上。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史料的披露者或提供者。我们不能把考古学技术化、科学化、专业化。我们不能只是靠力气或运气来开展考古工作。

考古学属于历史学,是人文学而不是科学。考古学只是利用了一些科学手段和科学仪器,引用一些科学分析理念进行发掘或研究。比如引用动物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法进行所谓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比如利用一些科技手段来帮助断代。因此正如一些考古学先辈所说,考古学的基本的或直接的目的只是在揭示历史遗迹遗物发生发展,特别是形制发展演变的逻辑过程,进而为最终揭示实际的历史进程提供新的证据。

基本说来,历史学分为四级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性问题;第二个层次叫历史学理论,即关于历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的理论研究;第三个层次是一般历史学;第四个层次是史料学。考古学属于史料学,但又不等同或超越了普通史料学,而有其特出的价值和功能。考古学不仅只是披露并初步分析研究材料,而且是由物到人,通过具象的遗迹遗物来考察人,考察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抒情方式以至于价值观念。具体说就是考察遗迹遗物何以产生,为何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原因。同时考古学是发现新史料,发现实体史料。她不仅具有正经补史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建构起一个相对完善的由物构成的新的史前史体系。

关于考古研究

成为一个学者的前提是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能力:一是联系性思维的能力;二是形而上的思维能力。前者是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掌握,其中重要的是量和熟练程度。量确实很重要,量变引起质变。量的统计在考古类型学研究中至关重要。但是我要说知识多多未必益善,合适为好。同样,技术手段,新的,先进的未必好,合适为好。

后者是一种抽象思维能力,是研究具体的事物、现象和事实之上的原因、原理、规律、法则的能力,实即古人“明道”之学。《易系词》说:“形而上者谓之道。”“道者,所行道也”,这是《说文解字》讲的。既然是一条道,那无论大小、宽窄、长短都不外乎五个基本元素:1、主动者;2、起点;3、根据;4、途径;5、归宿。那么所谓形而上的研究就是在西人所谓三论,即本体论,方法论、目的论之外加上起源和发展演变的途径和阶段性的研究。对于考古学而言,所谓本体论,即考古学是什么;所谓方法论,即怎么去研究。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所谓目的论,即考古学在干什么,目的是什么。

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有所不同。金石学为其前身。我们有相对完整、系统的历史文献典籍体系。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元典,是庄子所谓的“先王陈迹”,其基本说来有两部分:(我们的人文祖先事迹的)追述和记录。前者对于史前考古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华文明前期,即三代时期考古有重要意义。孔子《春秋》以降,我们又拥有了《左传》、《史记》等等。重要的是,两汉时期又萌芽了金石学。我们讲考古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材料的研究上,那么前提性的条件就是对这些古代文献典籍的掌握,以及对传统金石学的了解和继承。中国考古学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前辈有着相当扎实的为我们后代所不可企及的古典文献功力。

前几天应邀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了一个报告。我讲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一定要立足于自我,立足于中国,向内用力,做好自己。而不能像以前那样放言赶超英美,解放全人类。中国考古要立足于中国,要有中国特色。

关于文物研究及收藏

考古与文物研究是两条腿,缺一不可。古物研究是一个传统的学问,在北大有着比考古更悠久的历史,不可偏废。古物研究是传统金石学的一部分,考古学的发展使得古物研究无论广度深度都有了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提升。因此我们提出了文物学概念。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中国传统的主流生活是礼乐生活。因此礼器是古代文物的核心的,主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构成。“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中国的神有两大系统:天道自然神和人道祖先神。给前者所送礼以玉为主;给后者则以青铜器为代表。轴心时期以后它们走下神坛进入社会主流高尚生活,同时又产生诸如碑刻、印玺等人际交通会接的礼器。这些就是文物学研究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

收藏是基于一种贵族意识的传统的文化行为。我国有一个传统观念:有钱只是富,有物才是贵。其物不是别的,应然和主要的就是礼器。古代礼器是所谓收藏的大宗,因此收藏意义不可低估。妇好就是有案可查的最早的收藏家。金石学家大都是收藏家。没有历代收藏家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大量珍贵文物的传世,就谈不上文物学研究,甚至就没有金石学。

当今人类在物化,蔽于用,役于物,迷于客成为当今人类的基本特征:一切被实用所蒙蔽,一切被物质所奴役,一切被客观所迷惑。世界走向了平民化,精神退化,没有了贵族,没有了高尚,失去了人的精神的高贵性。于是收藏变了味,离了谱,收藏品成为商品,收藏行为成立单纯的经济行为。其泡沫化也就会随时发生。

现在人们很热衷于收藏,出现所谓收藏热。其正面意义当然不能否定,即国人珍视文物,保护文物的意识空前加强。而且国家不可能大包大揽,把所有文物统管起来。藏宝于民是应该和可行的。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就是专业指导,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和保护文物的意识,加强文物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增强法律观念。

期望和建议

北大是培养贵族(精神贵族)的地方,要有自己的使命感。北大不只是知识殿堂,而是文化圣地,起码是文化高地。知识无穷无尽,人类认识和获得知识的过程是无限的。因为宇宙无边无际,宇宙的运行有始无终,人类不可能在某一天,某个时刻穷尽知识,把所有知识和盘托出。同时知识的功能也毕竟有限。培根说:“知识给人力量。”给人力量才是知识的基本功能。然而,给予好人就成为好的力量,给予坏人就会成为坏的力量。因此知识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人生不是智能,而是情感,固然需要知识,需要智慧,但更需要教养。中国文化是智慧+教养的文化。道家偏智慧,儒家偏教养。孔子明言自己“无知”,其意义正在于此。知识可多可少,甚至无关紧要,多多未必益善,先进的也未必合适。人类行为最终都要落实到合适,合适才是终极追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庸的基本精神。

我们应该从我们母体文化的根基上获取营养,多多向我们先圣先贤讨教。而我们现下的教育体系是西化的,是知识性、专业化的体系,走失了国学,忽视了“做人”这个根本性问题。于是造成一个直接结果:知识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少;能力越来越强,修养越来越差;专家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希望大家有所认识,有所警醒,有所调整。

我们应该开阔胸怀,提升境界。要注重培养联系性思维能力和形而上的思维能力。我们当然应该向西方学习,注重科学分析,取长补短,提升自己。可以多读一些西方哲人的书,起码是考古类的书籍。考古学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分析很灵光有效,它有助于对事物构成元素的准确认知。但是它的局限性不能否认,即无助于事物本质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握。因为越分越细,越拆越碎,离本质越来越远,越无助于事物整体把握。而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注重本质认识,注重整体把握的思维模式,就避免了这一弊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否则无法成为一个考古学家,无法完成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终了只能算是一个考古技工。

考古的主流是田野发掘,但不能忽视文物研究。所以要基于一种自我认识,要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有兴趣不妨读读我的一些著述。可能一时读不懂,但多了解一下总有好处。我热切希望和欢迎读我的研究生。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生命方式。大家一定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尽量多读些书。但是上大学绝对不是读书竞赛,绝对不是读书量的竞争。而关键是方法,读书的方法,做学问的方法。常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学问最基本的或前提是工具书的掌握,北大有非常好的工具书阅览室,要尽量多去里面翻阅。读书做学问首先要有几本大字典。只是利用网络是不够的,因为软件制作者大多不是学者。大致说来工具书有三类,第一是字、词典类,越大越好,比如上海编的《汉语大辞典》12册。台湾编的《中国大字典》,36册;第二是目录、索引、引得类。引得类很重要,这是一种类似于电脑程序的比较先进的工具书;第三是类书、丛书类。比如《艺文类聚》等。

问题环节

问题一: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相左的时候应该怎么取舍?

回答:这关系到所谓双重证据法的意义和价值。文献记载关键是要看我们怎么用,考古材料本身具有偶然性和局限性。任何文献记载都不是空穴来风,就算是神话、传说也有一定的根据。因此我们首先应该相信经典。比如,殷墟的发现就证实了《史记》记载的商王朝的实际存在。那么司马迁笔下与商史同样简略的夏王朝的存在就不容怀疑了,二里头等的发掘就得以证实。再往前推三皇五帝时期也绝不肯虚无。满天星斗似的史前考古遗址不就证明了这一点。考古学是正经补史,使史料更加丰满、可信,对文献有疏漏的地方进行弥补和修正。发掘材料和文献史料不存在根本性矛盾。问题的关键是对历史文献的全面系统的审视和对考古发掘材料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关于前者疑古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问题二:您刚才说现在“考古大发现”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现在考古界比较公认的一个事实。但是还有很多挖掘都在进行,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平衡发掘和研究工作?

回答:二者都不可偏废。考古学材料永远都不够,考古发掘永远不可能停止。但是考古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材料的研究上。材料多当然好,但关键是怎么研究材料。这里要看兴趣,取决于你的选择。我看年轻时多参加一些发掘工作大有好处。年纪大了学术重心应该转移到材料研究上。老跑工地容易使人浮,坐不下来的人做不了学问。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本文是张辛教授在考古文博学院第三期教授茶话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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