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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华:遵义会议——党的建设的里程碑
日期: 2015-01-13  信息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编者按: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2014年12月13日,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遵义师范学院在遵义联合举办“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座谈会”。会议主办方从近百篇征文中,遴选部分论文结集出版《遵义会议研究》,该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的入选论文。

80年前,在中央红军长征路上,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与此相连,它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里程碑。对此,本文主要从两方面论述。

一、遵义会议促成“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2)

回顾党的历史可知,遵义会议前,从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从总体看,在党内,特别是在中央领导机关,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领导人,“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3),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同前两次“左”倾错误(4)相比,第三次“左”倾错误“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5);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更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6)但是,犯这一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一再肯定同事实不符的关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7)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这一错误路线的不满,并要求予以纠正。例如就在1931年1月26日,即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同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中即写道:“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8)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特别是11月下旬,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面对红军从开始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的情况,“广大干部眼看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路线所致”,因而部队中明显地滋长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9)。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等人的努力,12月12-31日,为遵义会议做直接准备的通道会议(12月12日)、黎城会议(12月18日)和猴场会议(12月31日)相继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中央大部分领导人所接受。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运动中坚决消灭阻敌,直扑乌江,进军遵义。至1月中旬,遵义会议胜利召开。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8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遵义系列会议圆满落幕。

而上述情况的出现,与长征开始前和长征途中毛泽东所做的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可以说,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10)到红军长征开始的3年间,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尽管他在“赣南会议”后的第三天(11月7日)(11)即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但实际上却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对党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崇高品格,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12)在此前提下,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即基本做通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工作。如同张闻天所说:“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13)长征开始后,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住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对他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14)而张闻天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15)

回顾这段历史,张闻天后来还写道:“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16)可以说,正是教条宗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17)和“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从而使“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18)

这是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建设特别是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里程碑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二、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遵义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19)其中第二个议题更带根本性,更为重要。经过开诚布公的思想交锋和反复商讨,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长征路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做出了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0)

遵义会议后,中常委即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1)

虽然,遵义会议时,从军事指挥分工看,毛泽东不是红军最高领导人,从党内领导职务看,毛泽东也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但在实际上,毛泽东起到了作为党和红军当之无愧的核心领导人的作用。对此,周恩来曾回顾说:“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着毛主席走。”(22)

周恩来还说道,为了在复杂局面下及时果断地做出正确军事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还是成立了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23)张闻天后来更进一步指出:“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到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 (24)

这些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正是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的最主要依据。而这一事实也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说明党的组织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说明遵义会议在党的建设中的里程碑意义。对此,作为遵义会议参加者之一和上述历史进程见证人之一的邓小平,在1989年6月19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25)邓小平的这番话,讲于遵义会议后54年,而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深远影响,以致在世界范围的重要影响,则伴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彰显。

总之,正是由于“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和“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才从最重要的方面,为党和红军实现“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创造了条件。并且,“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26)

结语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3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其间,就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党中央率领全党,先后做出两个重要专项决议。一是遵义会议召开10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后经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遵义会议召开46年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就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来说,这两个重要专项决议,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其中,前者是在着重分析“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内容和严重危害;其发生和发展的复杂原因及深刻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为纠正“左”倾错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等基础上,强调“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后者则通过回顾党的历史,特别是回顾遵义会议前后党的历史,而面对改革开放的新考验,强调“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27)

这两个重要专项决议,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光辉历史文献。它们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和今后都是我们继续深入研究遵义会议,以及深入研究党的其他历史问题应该充分重视和利用的。

让我们以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为新的起点,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进一步从遵义会议的深厚积淀中,汲取党的建设的经验和力量,不断提高党的建设水平,走好新的长征路。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0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3)同上书,第968页。

(4)分别指:1927年11月-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6-9月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8页。

(7)同上书。

(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9)《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0)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

(11)1931年II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主席。

(1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1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15)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34年12月16日),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16)同上。

(17)同上。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9)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20)同上书,第44页。

(21)同上。

(22)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23)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第73页。

(24)同上书,第85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970页。

(2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3页。

编辑:歆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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