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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大人事 孩子心
日期: 2015-10-13  信息来源: 光明日报

生命中有两种状态:一为夕阳下坐着,一为披星戴月地做着。坐着意味安享,做着表明进取。似乎做好后者的,才有资格再去做前者。

曹文轩必定是后者。

他记忆力惊人,几个月前,我曾参加过一个他出席的研讨会,本以为早已湮灭在其浩如烟海的日常事务中,没想到一见面,他却笑着张口喊出我的名字来。

他当然是讲究的。比如,他会大方地告诉你他有几个衣柜,浅色领带与细纹衬衫比较搭配,何种场合要穿戴何种衣饰。这在后来与其妹曹文芳交谈时得到了印证。

作为恩师,学生李朝全和师力斌终身受益于老师低调为人的处世风格、谨言慎行的学术态度和手不释卷的创作热情。

而曹文轩说,光阴能改的是容颜,改不了的是孤意与深情。

越是孤意,越是深情。

——引言

草原

继2005年出版《青铜葵花》后,时隔10年,曹文轩的最新长篇小说《火印》出版。

 
 

不同于曹文轩以往作品中的江南背景,此次他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方草原上,一个男孩和一匹战马的传奇经历,既有对战争的反思,对罪恶的批判,也有更重要的温情和友爱。

2015年初,出版社邀请曹文轩创作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与他的创作想法不谋而合。

曹文轩说,创作灵感来自一次随手重翻萧红的作品——《旷野的呼喊》。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他看到一段文字,说在一个风沙弥漫的天气里,主人公看到有几匹马向他这边跑了过来,心想应是有客人骑马来这里,没有将缰绳系牢,让这几匹马跑了。于是,主人公呼唤马,想在马跑过来时将它们抓住。可是,当马跑到面前,他去抓缰绳时,手却又立即缩了回去——他看到,马的身上烙有日本军营的圆形火印。

“看到这里,我心里颤动了一下,似乎感觉到有什么宝贵无比的东西被我一眼看到了。萧红只寥寥几句,似乎只是无意写到,而且后文再也没有提及此事。这个细节看上去与整篇作品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但看完这部短篇小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角度独特的长篇小说。”曹文轩说,在他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孩子和一匹马的场景,其次出现的就是日本人征用马匹的场景,他曾经从一份材料中看到过这一历史事实。

在《火印》中,曹文轩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一个叫野狐峪的小村庄为背景,男孩坡娃与他的那匹叫雪儿的马过着和谐宁静的田园生活。日军的铁骑踏上这片美丽的草原后,雪儿被掳走,一个日本高级军官想要把它训练成自己的坐骑。雪儿因不屈从而遭遇种种磨难,被迫去给日军运送大炮。同样遭遇磨难的还有坡娃和野狐峪的村民,日寇将大炮对准了这个村庄……几经坎坷,坡娃与雪儿再次重逢。但雪儿重新回到野狐峪后,一直低着头,因为,是它拉来了那些大炮。

“《火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份简单的抗战材料。”在《火印》中,日本军人的形象占据大量篇幅,曹文轩既揭露和抨击他们的残忍与不义,也关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是站在人性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审视的。

曹文轩的文字大多关乎人性,这似乎与他的成长经历不谋而合。他出生于江南水乡,其作品一贯以南方为叙事背景,这次书写北方草原对他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尝试,作品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草原的四时风光和风土人情——日出、日落、微风、雨雪、草原、密林、大山、断谷……串联起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风情画卷。

曹文轩的一位朋友在看过《火印》后评价,他“在写草原时,就像写水乡一样自信”。曹文轩说,这是因为自己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张北一带的草原风景,“我已记不清这些年我驾车去那一带有多少次了,那里几乎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河北人保护了自己的旅游资源,那里要山有山,要水有水,美不胜收。尤其是坝上的风景,令人惊叹。”曹文轩好友、同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安武林回忆道。

有一年,曹文轩带着安武林前往坝上。沿途的山、树木、田野,都是风景。天很蓝,阳光很明亮。

突然,曹文轩喊道:“武林,快拍!”

“我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他说的风景在哪里。侧身一看,那光秃秃的沙漠上,只有一棵绿树在摇曳。正前方一点风景都没有,只有柏油路。这有什么可拍的?”仅仅一棵树,安武林犹疑着,但还是摁了几下快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错过的风景之一。在一本内蒙古摄影家的摄影集里,一棵树一片沙漠的照片,很美。”

车又停在一片草甸前,越过草甸,便是一汪湖。几头牛悠闲自在,或啃草,或散步。曹文轩走到一头躺在地上的花斑牛前说:“武林,给我和牛拍一张。”

曹文轩望着牛,微笑着。牛也望着他,似乎认出了他是谁。“他喜欢牛,对牛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种纯朴而又天然的情感,我很少在其他作家身上看到。”安武林说。

阅读

12岁的曹文轩,清荷出水的年纪,一切清明澄澈空寂。

盛夏,苏北。吱吱呀呀的橹声、渔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声(催促鱼鹰入水)、老式水车的泼剌泼剌声,深深浅浅的情愫像月亮下的一汪湖水,兀自幽深无言。

曹文轩对幼年贫穷的记忆极为深刻。没有吃的,母亲就让他从河边割回一捆青草,然后放进无油的铁锅中认真翻炒,做一盘“炒韭菜”。

初二那年,曹文轩冬天穿的棉裤“漏洞百出”,破掉的洞里会吐出棉絮,甚至还会露屁股,这使他在女孩子面前总觉得害臊,经常下意识地靠住墙壁,或是一棵树。“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因为棉裤上有破洞而被人耻笑的气愤与尴尬。”

这段苦难的乡村生活,根植于曹文轩的灵魂深处,乡村用二十年的时间,铸就了他的一切。

在作品中,曹文轩无法摆脱对乡村生活的追忆与留恋。“难怪福克纳会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这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真实和贴切。”

虽然,曹文轩的作品大部分是乡村题材和过去的事,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在当下是过时的,“从前”也是一种现实——从前的现实,它与今天的现实具有同等的意义,并且由于历史的沉淀,我们会对从前的现实有更深切的把握。因为,人类的基本人性或基本的生存状态,以及基本的审美欲望,是不变的、永恒的。从文学的创作规律来说,一个作家只有尊重自己的经验,写他熟悉的生活,才能写出最真实的作品。

1977年秋,曹文轩大学毕业,借“深入生活”之名,他回到了苏北老家。在乡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晃悠了一年多,他才又回来,并把讲坛一寸一寸地挪到了自己的心上。细究起来,其中自然有原因——它叫人有一种自由感。

“我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规矩,受不得。”曹文轩说。

在北大留教的曹文轩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写作。除了研究工作,他常常把目光放低,关注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现状。

“儿童读物数量猛增,但质量严重下滑,浮躁的社会心态冲淡了阅读的意义。”数月前,对于当下青少年的阅读环境,正在武汉参加第14届华中图书交易会的曹文轩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也提出了解决办法:通过朗读,让孩子感受文字之美,从而产生阅读兴趣。

尽管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被重印约300次,《青铜葵花》被重印170次,但他仍认为,中国的阅读现状比其他很多国家要糟糕,很多大人自己并不读书,却会在打麻将时,扭过头冲孩子大喝:“读书去!”

读书去,读什么书?怎么读?曹文轩说,与其让孩子读一些言之无物的书,倒不如让孩子多去看看天空的太阳和月亮,通过感受美对一个事物产生兴趣。

阅读也是如此。

曹文轩在图书会上的讲座以故事开篇——

“在巴西的大草原上有个牧羊少年,他接连两次做了同一个梦,梦见埃及金字塔附近藏有一批宝藏。少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非洲,穿越‘死亡之海’撒哈拉大沙漠,其间奇遇不断,经过一年多的寻宝历险,在他拼命挖宝藏的时候,一帮匪徒夺走了金子,扬长而去。其中一个匪徒还讥笑他说:‘我也连续做了两个梦,我梦见在你们巴西草原上,就有一大批宝藏,可我决不会因为一个梦就跋涉万里。’牧羊少年只好原路返回,峰回路转的是,他在巴西的牧羊地处挖出宝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财富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自己脚下。”

曹文轩分享的故事,正是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享誉世界的著名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他用这个故事,启发小读者:成功不在远方,就在自己每天的阅读与经历之中。

有一次,曹文轩与小学生做交流活动。课堂上,语文老师点一个小男孩起来朗读:“起风了,芦苇荡好像忽然变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武士,挥舞着绿色的长剑,在天空下有板有眼地劈杀起来……”

这是曹文轩自己的作品,但稚子童音让他听得流泪,这个班上五十多个孩子都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浓厚兴趣。“原来可以通过朗读,把孩子从声音世界带到文字世界。”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学习着社会普适文化,遵从着社会规范,从一个“生物人”变成“社会人”,“但确实需要引导孩子们寻找个人的生活目标,探寻个人的兴趣爱好,实现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与幸福息息相关。”曹文轩说。

曹文轩提到了自己的代表作《草房子》,他现场问大家,主人公是谁?孩子们纷纷在下面答:桑桑!

曹文轩说,不对不对。接下来,一个孩子说:“是曹文轩!”这正是他要的答案。

“《草房子》的主人公就是小学时候的我,《青铜葵花》的主人公就是中学时候的我。”能够如此坦诚地介绍自己的作品与写作秘籍,恐怕也就只有曹文轩了。

曹文轩告诉孩子们,苦闷于不知道写什么的人,就像那个牧羊少年,他奔赴远方,寻找答案,实际上答案就在自己的脚下。“自主阅读是一条拯救心灵的路,它可以让人回归自我,认清自我,然后重新出发。”

信仰

“今天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十余年前,曹文轩经由学生推荐,接触到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布鲁姆的一句“混乱的时代”,让曹文轩更加坚定了自己孤独的思索,也用更加清醒的言行去厘清自己身处的充满相对主义的云山雾罩的文学批评界怪象。

“我一直对我的想法很怀疑,我的想法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的无知、浅薄和平庸?为什么我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由此,我惶惶不安。我会想,听者是不是在暗地里嘲笑我?”不久前,北京大学举办的“文学何为?”讲座上,面对大学生、慕名而来的家长、高中生以及一些进修教师,曹文轩敞开心扉,用心灵与听众对话,让一个个生动的文学范例直击心灵。

曹文轩曾经惶惶不安的想法,是关于文学的,关于小说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等等。他发现,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想法,无论是对文学的认知和解释,还是对观念的叙述,都与他惊人一致。

曹文轩认为,小说应该当成艺术来鉴赏,而不是成为社会学的文本。“比如说契诃夫,契诃夫之所以重要,关键是他的小说是艺术品,而不只因为他是一个有强烈社会批判动机的思想家。”

在今天,为何要重谈文学?文学是什么?一个本是常识的问题,在曹文轩的心里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评论小说,只是一个幌子。批评家的心机,全在比试理论上。”

曹文轩感慨,文学批评的园地里,没有文学,只剩下作为思想家的批评家,“文学家的身影荡然无存”。“中国文学批评染上了恋思癖。一部作品出来,大家蜂拥而至,解读思想。难道只有思想一个维度可以评价作品的高下吗?审美之维、情感之维、形式之维呢?审美、情感、形式就比思想低下吗?”

曹文轩从自身的创作经验谈到作家写作实际关心的问题,不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人物、题目、细节、结构等。他把作家比作木匠,写作时关心的是“手艺”:情节怎么发展?人物怎么变得更加可信?章与章怎么连接?下面怎么写?“所以,阅读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应该做一个阅读者,其次才是解读者。”

“20世纪的各路思想神仙,都摆出一副战斗姿态,憎恨空气四处弥漫。原本,没有人怀疑文学本身是什么。现在,文学性都成了问题。中国的不少文学批评家,好像更应该划归哲学所、历史所、社会学所等等,不该在文学所。很多研讨会以文学的名义召开,身处现场,你会误以为不小心跨进某个社会问题的论坛,充满对经典的憎恨。这让我想到一个词‘怨毒文学’。文学离不开仇恨,仇恨是日常的、正当的情感,可以公开,甚至是高尚的情感。复仇主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怨毒文学,混杂着卑贱、邪恶、肮脏等下流品质,在善与恶、美与丑之间严重失衡。偷窥、淫乱、暴露癖等,是小人的仇恨。文学可以有大恨,不能有这样四处游荡的小恨。这面肮脏的大旗帜上,只有唾沫和浓痰。”

这番言辞,道出了一位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几十载的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心声。曹文轩追究原因:超级相对主义是罪魁祸首,相对主义者总是站在一个十分主动的位置上,用一个短促的反问句击倒人类千年苦心建立的陈述句,文学性成为一种历史叙述。

“中国思想界的精英享受着思想深刻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肯定什么,是浅薄的标志;否定什么,是深刻的标志。

相对主义,就是怀疑主义。当今知识分子扮演着满腹狐疑的形象。

谈到文学的根本意义,曹文轩用椅子做比喻,椅子形式很多,但功能是一致的,粗鲁地说,也就是“安放疲倦的屁股”。文学呢,其根本意义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人性的基础维度,一是道义,二是审美。一方面,文学有利于人性的改造。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文学。今天,文学的力量可能不如从前,但它的意义却愈加凸显。

“文学能让我们保持一份对道义的神圣回忆。从《追风筝的人》《朗读者》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道义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学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能帮助人类养成情调。“情调属于美学范畴,美的意义并不是谁都能意识到。人们在意的可能是思想、知识。当下,美成为被放逐的对象,美成为一个矫情的职业。”

曹文轩表示,就中国当下文学的现实而言,“美的缺失,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是把丑与脏混为一谈、把虚伪与假混为一谈。”其中,一个怪现象就是通过写厕所去证明写作的真实感——

“我常问,究竟怎么了?作家为什么不能谈崇高、谈美?谈悲悯,成滥情;说风雅,成附庸风雅。我们在玩命地追求真实。同样是写厕所,马尔克斯笔下的厕所,有着前列腺出问题的老人对青春已逝的伤感。而我们的作家写厕所的时候,后面有这样的思想含义吗?没有。”

这是美在文学中缺失了。不仅如此,在当今中国的教育、建筑、服装等其他领域,美也缺失了:学校的审美教育已经窄化成音乐、美术课程。

曹文轩看到,江浙农村,发达了的农民用毕生积蓄盖起一座座丑陋的建筑,砖头外面是水泥,水泥上面再贴瓷砖,白色的长条瓷砖,中国中小城市的街头厕所就常常贴那种瓷砖。房子空间最大的留给卧室,而不是客厅。

中国人在海外购买奢侈品,广为流传的口头禅就是“还有吗?”问得外国店员目瞪口呆,惊讶“这个国家怎么富成这样,怎么有如此强的购买力”,而与此同时,国外的很多景点都有汉字书写的“请不要大声喧哗”。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在极端强调现实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保留一份体面呢?”曹文轩的最后亮剑还是落到文学上:“我把悲悯情怀看得很重要。悲悯永远是文学的基本精神。”

童心

或许,曹文轩的悲悯情怀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故里水乡。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故乡最美,不仅是现实生活场景上的迷恋,更多的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迷恋;不仅是表象的迷恋,更多的是对于美好人性的迷恋。”在曹文轩眼中,那里的人,虽然贫穷却善良质朴,虽然自身不够强大,却总是乐意去帮助别人。

曹文轩一两岁时,经常被邻居抱出去玩,然后沿着村庄的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母亲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他找回。

但当孩子重新回到母亲怀抱时,却不肯再喝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乳汁喂饱了曹文轩。“这奶水里面,一定包含了很多慈母的善良、慈爱和关怀。正是这些家乡的人,让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的,他们的善良和朴实,构成了清洁的人性之美,他们心灵里面的真善美构成了我创作的主要基调。”

在名为《肩上的童年》一书中,与曹文轩相差13岁,如今也将写作作为安身立命的妹妹曹文芳真实记述了兄妹的童年故事,“哥哥很严厉,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几乎不太帮我。只是给我开书单,要我多读书。但我明白,他希望我厚积薄发。”曹文轩的勤奋一点一滴地印在妹妹眼里。

闲时暑假,深夜起床,书房的那盏灯下,曹文轩亦写作亦读书的背影让曹文芳为之动容。“哥哥常说,最快乐的事情是看书和写东西。他的写作天赋很高,第一次初中写作文时,就在小镇的作文比赛上拿了第一名,满满一个作文本就写一篇作文。”

也是从那时起,曹文轩开始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小本子,唯有一点特殊的是,本子不能太平凡太普通。深谙此事的安武林告诉我:“这倒是和他儒雅的气质如出一辙。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唯美主义者,这个小爱好便是一个小小的佐证。”

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喜欢各种漂亮的稿纸,喜欢各种别致的信封,喜欢新颖的本子。这种爱好有点像农夫爱农具、士兵爱钢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西方某位作家对稿纸的“挑剔”,写小说用什么颜色的稿纸,写诗歌用什么颜色的稿纸,写散文用什么颜色的稿纸。

曹文轩外出讲课、参加会议、出差、回故乡,皮包和行李箱中,必然装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阅读的书,一样是随时可以写点东西的小本子,这种爱好显得既古典又文雅,是书生的一种标志。

“他喜欢本子,喜欢得有点痴迷。”如果你足够细心,便会发现一个动人的细节。会议上,曹文轩和朋友熟人打完招呼以后,表情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他会小心翼翼地从皮包里掏出一个本子,然后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似乎那是古代易碎的名贵文物,然后再轻轻地打开。

“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本子,昂贵的、廉价的、大的、小的、白色的、彩色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的,书写的舒适度好,一类是富有创意的,像艺术品一样。但他对待本子的态度却是以实用为目的。”安武林对此颇为熟络,如果你能看到有同一种本子,10本以上的,那就是他自己买的。“曹文轩买本子,很有一种一掷千金的派头。一买,就是一摞,一打。绝对不会只买一本。”

本子上的字写得密密麻麻,曹文轩的字本来就很美,精致秀气,似乎只有这样的本子再配上他的字,才是“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般配。

而在此前,曹文轩一直喜欢各种稿纸。1995年,江苏新华书店搞作家人文校园行,他开始去校园讲课了,觉得带稿纸不方便,所以,改用本子了。从此以后,他写任何东西,包括创作,都在本子上书写。

许多人问曹文轩累不累,这就如同一个笑话,你见过一个孩子喊累吗?如果“玩”是一种工作,那么所有的孩子都是工作狂。

曹文轩获得的奖不胜枚举。2015年3月,他的长篇小说系列《丁丁当当》被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评为全球最优秀的儿童读物。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避讳谈及故乡,那是苏北的一个村庄,家里有父母亲和妹妹们,他很小就开始烧菜、做饭、扫地、洗碗、养鸡、养猪、养鸭、帮父母带孩子。

很多年以后,曹文轩在学术上、文字里、高校中自如穿梭、游刃有余、野蛮生长。而这一切,在他看来,仅仅是因为自己还保有一颗童心,真诚、自在、好奇、探索。

一个孩子就是一台永动机,一个孩子永远令人稀奇。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文/李琭璐)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0月08日 第10版)

编辑: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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