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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志道】张树华:一树芳华育桃李
日期: 2015-12-01  信息来源: 离退休工作部

 “你们喝点什么呀?咖啡吧,你们年轻人都爱喝咖啡。”

记者来到张树华家里时,张树华夫妇已经在客厅等候了。夫妻俩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倒上两杯香醇的咖啡,热气腾腾,在逐渐氤氲开的馨香里,采访开始了。

张树华的回忆顺着她温文尔雅的语调,缓缓流泻出来。她脸上并没有多少皱纹,全然看不出八十多年的时光留在她身上的痕迹。

 
张树华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从“孑民图书室”到北大图专

早在中学时期,张树华就已邂逅北大的民主科学传统。

作为地道的北京人,张树华高中时代就读于北京第二女子中学。在动乱年代,青年学子总是敢为天下先。在解放前就有学生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女二中是当时比较进步的学校。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张树华也能感觉到进步同学的特立独行。“从她们为人做事,就觉得她们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1946年的北京还被称为北平,在学校里那些进步同学的介绍下,张树华每个周六都去北京大学参加活动——在当时的北大理学院的草坪上,张树华和同学们坐着,听北大学生会的同学给他们讲一些对于时事的分析。在那个热情像火一样燃烧的年纪里,难得有这么意气相投的伙伴。“那时候就觉得参加这个活动以后回去心情特别舒畅。”

1947年9月以后,北大红楼一层的167房里每天学生们摩肩接踵。在地下党员陈宗奇与北大学生田觉狮成立的“孑民图书室”里,大学的同学和一批中学生共济一堂,共同读书。大家交流看法,碰撞思想。

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张树华是 “孑民图书室”的常客。正是在那个小小的图书室,她先后借阅了《家》《春》《秋》等进步图书。谈到这一段经历,张树华思绪流转,情不自禁地说道:“当时觉得整个社会特别黑暗,好像整天就生活在饥饿、动乱的边缘上,但是一到北大就觉得特别开心。”

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到各个中学去作宣传,讲一些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组织学生迎接解放军进城。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张树华也在这些学生之列。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她们到前门举着小旗,鼓掌欢迎。“恨不得把手都要鼓肿了。”70年后,张树华依旧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潮澎湃。“觉得真是改天换地,好像是一下从黑暗进到光明,迎接到了曙光,内心充满欢心鼓舞的激情。”

新社会、新气象在年轻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校内涌起“参军参干”的洪流,正在读高三的张树华也不甘落后,迫切希望为这个新社会做点什么。于是,她和班上的同学一起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准备跟部队一块到南方去参加革命。不巧的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树华却因为生病住进医院,未能成行。看着身边同学一个个南下,张树华懊丧不已。直到1950年大学开始招生,在家养了一年病却依然一心想要“参干”的张树华抱着“找一个最短的学制,以便在毕业后继续献身革命工作”的心态,决定参加高考。

当时的张树华对于大学教育还是很懵懂的,因为曾经到北大“孑民图书室”借书的启发,她感到图书馆是非常圣洁的地方,可以充实人的知识、启发人的思维。而且当时的图书馆学专业是两年制的专修科,可以早点毕业参加革命工作。

在年轻的张树华眼里,考大学只是“参干”的一个策略。“就觉得有一搭无一搭,考上就上,考不上再想办法还是要去‘参干’。” 大学入学考试那天早上,张树华起床后拿着个书包,从家里带了个发面饼,喝了点水,就去参加考试了。然而就这样阴差阳错,一心想要“参军参干”的张树华却在北京大学落地生根了。

“上了大学以后,就觉得图书馆学还是应当学。”这时对图书馆学科已经渐渐入门的张树华了解到,中国的文献特别多,但是中国搞图书馆学的人还是很少。当时只有北大武大两个系培养图书馆干部,图书馆学是缺人的专业。于是她就坚定地学下来了,为图书馆学奉献了一生。

1953年,张树华从改成四年制的北大图书馆专修科提前毕业。由于学校和系里都比较缺人,毕业之后张树华就留校任教了。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这一留就是45年。

 

“为革命好好工作”

1960年以后,张树华到门头沟的斋堂公社下放劳动了一年。在斋堂公社,他们要到山里去修路——用锤子把石头敲碎,把道路清理出来,还要经常下地劳动,一大早就扛着一个筐和锄头下田劳作。早上七点出工,晚上太阳落山了才能回来。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张树华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最麻烦的事是拔小苗儿,有的老乡把破布绑在膝盖上,整天在地里爬着。张树华她们就蹲着拔,但是即便是蹲着,一天下来也是非常辛苦。“到后来我只要一蹲下,两个膝盖疼得就要掉眼泪。”

下放斋堂时,正值国家的困难时期,不仅劳动繁重,食物还严重匮乏。食不果腹,只能拿树叶充饥。吃得多了,倒也吃出了经验。当时他们把杏树叶放在缸里发酵去除杏树叶的苦味儿,将杏树叶和米一起搁在锅里煮。一碗饭里三分之二是叶子,三分之一是米粒儿。 

那段经历虽然苦,回忆起来却不乏热情与温馨。张树华下放的村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独居老人,儿女都已经去世了。张树华在田里捆玉米秸的时候,就拿着两大捆玉米秸送给她,老人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在山上劳动时,张树华想着树杈比玉米秸更经烧,就背着两棵刚砍下来很粗的树杈,走几里山路送到老人家里。在他们劳动时,老人时常站在自家门口往山上张望,见了张树华总招呼她:“张,上我家来坐坐呀。”每次走的时候也都要说:“你常来呀。”三反五反的时候,年轻的同学们热情拳拳、情意深重,偶尔回学校,大家就一起聊聊近况。离开学校的时候大家都互相鼓励着:“为革命好好工作啊。”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1953年,张树华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当时的校长江隆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两条培养青年教师的途径:“跑圈”和“蹲点”。“跑圈”是在本专业范围内,把各门基础课都学一遍,打下比较广博的基础;“蹲点”则是针对确定的教学和科研内容,向专、深方向发展。当时,很多老先生都倾向于年轻教师要“跑跑圈”以拓宽知识面。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张树华跟随舒翼翚先生担任“图书馆学概论”课程的助教,又跟随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陈鸿舜先生担任“图书馆藏书建设”课的助教。

1956年,张树华开始独立讲授“图书馆服务”课程。1958年之后,她又开始讲授吸纳了“图书馆藏书建设”“图书馆服务”两门课程的“图书馆学概论”部分。就这样,在毕业留校后的六七年间,张树华在大图书馆学范畴内“跑了一圈”。这些业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令她受益匪浅,使她对整个学科的体系结构,学科里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以及每个学科有待研究的问题,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孟子》有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张树华非常认可这种治学方式。“在掌握了较广泛的基础知识之后,到一定时期就要收拢,要‘由博返约’,向某一专门方向发展,不可泛泛地搞下去。”20世纪80年代后,她给本科生讲过“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专题课,给研究生讲过“图书馆学史”。逐渐地,她转向对图书馆事业史和图书馆学术史的研究方向,使之“以约驭博”。在张树华的治学道路上,她一直努力践行“由博返约”“以约驭博”的治学道路。

 

为有源头活水来

图书馆学是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的理论概括和总结。离开了实践的图书馆学研究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谈到图书馆学研究的时候,张树华一直强调:“资料很重要,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在学术研究中,她也一直是这一理论的践行者。

198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开始实施,张树华承担了“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的研究任务。作为国家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拥有全国最全面的各类型图书馆。这意味着张树华将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走访,有数量巨大的数据和信息等待她去搜集、整理。国家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各个类型的图书馆都不能遗漏。甚至农村的图书室,她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们都曾去过。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她先后调查了500多所北京市各类型的图书馆。为了解解放前的图书馆概况,张树华还走访了几十位老馆员。这些老馆员,在解放前就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解放前图书馆的情况比较了解。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的调查,张树华搜集、整理、计算了大量的数据,撰写了35万字的稿子,《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一书终于在1993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2004年,非典席卷中国。为了避免传染,许多人深居简出。这个时候,中科院图书馆的陈源烝找到张树华,提出共同编写《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一书,张树华欣然同意。 于是她就开始到北大图书馆、系资料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搜集资料。大事记都是按年编的,需要搜集好多资料。为了找到解放前的一些资料,除了走访一些老馆员来获取活的资料以外,张树华还跑到信息管理系资料室的角落,搜集那些解放前的资料。张树华不厌其烦地一本本地翻阅这些资料。为了编“百年记事”,张树华基本上把信息管理系资料室里解放前的东西都翻过了。通过做卡片、做记录,张树华搜集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

解放前很多事情在期刊上反映得比较多,张树华查看了《中国期刊总目》,发现收藏解放前期刊最全的还是北大图书馆,连北图都没有这么多。为了了解解放前的期刊,张树华带着一名研究生,埋头钻进书库,将北大图书馆所藏的解放前有关图书馆方面的旧期刊40多种一一搬出来,了解每种期刊的创刊时间、创办单位、创办宗旨、刊期、主编人、栏目设置、主要内容、重点文章及特点等,然后做成卡片。张树华的一些著作,都是在这种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没有这些资料,我觉得根本就写不出来。”

 

生而有涯,学无止境

退休以后的张树华并未放弃学术研究工作。

“编完《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后,搜集来的将近一百万字的资料,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资料性的东西。”于是在2006年,她开始编写《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这本专著论述了从清末民初中国图书馆的产生、解放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直到21世纪以后网络化、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其内容包括100多年间、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该书的内容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办馆观念的变化、各类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进展、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图书馆协作组织的建立和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以及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发展历程等。

2013年,张树华又编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和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论丛》一书。该书除讲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重点论述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渊源、解放前及解放后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以及国内外主要的图书馆学名著的简介和评述等。

“虽然我年事已高,但不甘心就此落后。”60岁以后张树华开始参加计算机应用培训班,掌握最基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同时她还关注图书馆界新技术应用的动向,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在这种情况下,她写了《新技术革命与读者工作的变化》《从传统咨询服务走向网络咨询服务》《信息服务与知识导航》几篇文章。2006年,她又与三位研究生合作出版了《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一书。

“时代在前进,我年龄虽大了,但起码在思想上、认识上不能落后太多,我希望自己在今后不多的日子里,尽量保持这种情绪和愿望。”

“要解决浮躁的问题,要踏踏实实地搞学问。”张树华说现在的人对网络很熟悉,但是根底不是很扎实,也不肯下苦功夫。“你真正想要做一个题目你就得从搜集资料开始,你的资料人家没有的你有,你就有创造性。如果都是从网上找的,人家都有了的,难以做出新意。”

张树华对现在的年轻人别无他求。“你们在北大真的是应当趁这几年像海绵一样多吸收一些东西。”(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 陈敏)

 

记者手记:

我们采访张树华教授的时候,张老师已是82岁高龄。然而,无论是张老师慈祥的面容,还是她富有活力的声音以及说话时的神情,都无法让我们将她与一位82岁的老人联系起来。张老师一生致力于学术,退休后仍不放松,进行了许多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果然,学术是会让人年轻的。

我们到张老师家中时,张老师的爱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秦珪教授也出来迎接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张老师偶尔会忘记某些人物的名字。这时她就一边喊着“老秦”,一边走到隔壁房间问,“你还记得……”。 采访时张老师也不忘关照我:“你的咖啡都凉了吧,加点儿热水。女孩子可不能喝凉的东西。”

岁月和苦难没有在这个老人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却让她在八十多年的光阴里一直保持着一颗热忱与奉献的心。

 

个人简介:

张树华,女,1932年11月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并留校任教直至离休,教龄达45年。198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是我国图书馆学界较早地被评为教授的女性之一。1990年起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四、五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组组长,第三、四、五届“图书馆读者服务研究”分委会主任。先后开设过“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中国图书馆学史”等课程,出版著作十余种,发表论文近百篇。

编辑: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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