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 耿引曾: 架起中印友谊的桥梁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耿引曾,1934年1月出生于江苏扬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北大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北大亚非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印度学研究。

与印度结缘

1952年,18岁的我在故乡江苏扬州参加了新中国首届高考。同年的国庆前夕,在各大行政区主要报纸上放榜。当我在华东区的 《新华日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得知自己被录取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时,真是喜出望外,这和我填报的志愿一致,可谓如愿以偿。我10月中旬接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11月25日踏入北京大学校门,成为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在祖国万象更新、迎接建设高潮中度过的。当时老师和学生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老师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同学们在为祖国建设作贡献的愿望中勤勤恳恳学习。我在这催人奋进的年代里成长,还留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54年秋,我已是一名大三的学生。10月19日,学校接受了一个任务,到南苑机场去迎接外宾——印度总理尼赫鲁。这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历史学系学生排在北大队伍的最前头。学校领队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历史学系学生郝斌,他派我去参加贵宾绕场一周时的献花活动。此事来得突然,我接到外交部礼宾司递来的花束,略带紧张地站在北大队伍前。稍许,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由周总理陪同,缓缓走了过来,我向尼赫鲁献上了花束。就在这时,周总理拉住了我,看了看我胸前的校徽,用英文向尼赫鲁说:“She is a stu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她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尼赫鲁已伸出了手,我赶紧向前一步握住了他的手,我既激动又紧张,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隆重而热烈的迎宾仪式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的欢迎队伍尽兴而返。同学们非常羡慕我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接触,而且居然幸运地由周总理向尼赫鲁介绍了我。我也为此兴奋不已,终生铭记。

那时候,印度在我们大学生的心目中还是很陌生的,只知道它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佛教发源地,过去和我们一样受帝国主义欺侮,二战后独立。报纸上经常出现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我对印度的进一步了解,还是在后来博物馆的工作实践中产生的。

投身印度研究

195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化部下属的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馆址是在天安门后,古代史部分陈列于端门至午门的两廊朝房内,近代史部分陈列于午门楼上。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我国建立了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我有幸参加了筹建新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从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部分工作。

1956年,耿引曾大学毕业照

特别要提出来的是,1964年,我参与了通史陈列中历代中外关系部分的修改工作,具体到我个人负责的是魏晋南北朝段的 “法显沟通了中印文化”和隋唐段的 “玄奘留学印度”。为此,我熟读了东晋僧人法显的 《佛国记》、大唐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义净的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南海寄归内法传》,还有新罗僧人慧超的 《往五天竺国传》等著作,通过这些僧人亲历亲闻的记述,我对印度古文明的博大精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法显冒着生命危险,以超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印度,带回很多梵文佛教经典,回国后又翻译了许多佛经,并且写成 《佛国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印度等国的情况,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录。玄奘遍游印度南北,学习和研究佛教经义,曾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从印度带回佛经657部,翻译出75部,更重要的是他写的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当时西亚和南亚许多国家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文化的宝贵文献。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调动。原来每天上下班,从北大宿舍到天安门,往返路途要奔波三个多小时。现在我告别了天安门前的历史文化殿堂,回到了未名湖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工作,在季羡林所长的指导下,搜集、整理中国古代载籍中的南亚史料,将其汇编成册,其中印度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载籍里,我从历代官修史书、类书,历代的笔记、小说、游记、历、数、农、医等书,以及诗文集、地方志里,爬罗剔抉,排比对照,对史料的准确性、科学性、学术价值诸方面,详加考察。经过八个寒暑的辛苦劳动,终于整理出了90多万字的汉文南亚史料。经金克木、周一良先生推荐,获得了“王安汉学研究奖助金”,于是写成27万字的《汉文南亚史料学》,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编辑成的90多万字的《中国载籍中的南亚史料汇编》,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汇编》一书不仅获得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996年7月26日的印度《政治家报》上《中国人眼中的印度》一文介绍了《汇编》,同年出版的《印度历史杂志》也对两册《汇编》做了扼要介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的《中国柏拉图》也简介了该书的内容。

中国的史料对印度历史的研究可说是至关重要,印度学者对此当然早已知道。早在1978年,印度史学家阿里就给季羡林所长写信说:“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不可能的。”这次汉文南亚史料汇编的出版,理所当然受到印度同行的关注。

为中印友谊尽绵薄之力

1993年秋,我受印度历史研究会的邀请,作为实行“印中教育交流协议”的第一个中方高级学者,踏上了印度国土。我从熟悉的古代中国人笔下的印度,进入现代生活中的印度。

我对印度的第一印象是它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妇女们无论老、少、穷、富,都身披色彩鲜艳的沙丽,就是校园里的女大学生也很少有穿着牛仔裤之类服装的。印度新德里的街道上人群川流不息,人力车、小汽车、公共汽车相互争道,甚至还有圣牛在马路上闲逛。街头小摊上出售的报纸、杂志,其封面上找不到如西方杂志封面上的比基尼女郎那样的图片。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的有英文、印地文,但是没有西方人的形象。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我只看到了印度电影,火车上也只放印度音乐。

印度的魅力还在于她保存了大自然的美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在首都新德里,我居住的国际会议中心,周围就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花木扶疏,绿草如茵,各种树木随风摇曳。松鼠等小动物和许多不知名的小鸟,自由自在地四处跳跃、飞翔,没有人会去打扰它们。一个星期天,我在这花园散步,人声鼎沸,到处是前来休息、游玩的人,他们带着帐篷、餐具,在草丛中坐、卧,玩耍、用餐,四处也有卖各种食品的小贩活动。我心想这下草坪可要被弄坏了,不免觉得可惜。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又到那里去散步时,看见的却是绿草依然如茵,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使我充分了解了印度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

在印度为期一个月紧张的交流活动中,我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无论到哪里,只要一提我搜集、编辑了中国人所记述的印度史料,就会引起热烈的掌声、关切的询问,他们多次谈起要组织力量,将它翻译成为英文和印地文。印度历史学会主席库马尔(R. Kumar)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就紧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为印度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我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感念,回答说: “要感谢中印人民创造的两大文明。”而最令我兴奋的是到桑地尼克丹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访问,在那里我看到了周恩来总理赠送给中国学院的大批中文图书,包括《四部备要》等,被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书柜里,发黄的标签还是当年的旧物。

国际大学由著名印度诗人泰戈尔创建,充满了田园风光,学校就好像坐落在美丽的乡村内,许多学生就在大树下听老师讲课、学习。四处都是树木、草坪和农田,还有各种走兽和鸟类,尤其是猴子成群结队,还敢和人争夺食物。在这里,我还有了想不到的奇遇。该学院的伦纳·甘古利(Renna Ganguli)教授在中国学院教汉语,她不仅是1959—1961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而且还是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中国学院时,向周总理献花的姑娘。历史真的在这里重逢了。我禁不住用并不娴熟的笔墨,写下了一首诗来纪念这一奇遇: 

你的玫瑰,我的鲜花,象征着两个古老的国家,

你把它献给周恩来,我把它献给尼赫鲁,

传递友谊,也编织了我们风华正茂的年华;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

你浇灌着汉语的花丛,我耕耘着印度的史料,

共同为中印友谊添砖加瓦。

我俩紧紧地把手握在一起,共同回忆了我们年少时的美好时光,作为中印友谊的见证者,我们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为此,我写成《历史在这里重逢》一文,由尼赫鲁大学的华裔印籍学者谭中教授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印度的《印度地平线》(Indian Horizons)杂志上。

1994年秋,受印度驻华使馆邀请,我和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的王邦维教授赴印度,出席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印度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得琅的科瓦拉姆召开的“印度学国际讨论会”。这是印度传统的学术会议,规格很高,每次开会国家总理都要出席并致开幕词。我们聆听了拉奥总理的发言。在之后的大会上,王邦维教授作了十分钟的精彩发言,受到了热烈的称赞。与会学者都羡慕和惊讶中国有如此年轻的梵巴学者。我从这次会议中,了解到梵巴学在世界学术上的重要地位。而更让我流连忘返的是地处阿拉伯海滨、风光旖旎的科瓦拉姆。我站在海岸边的椰树林下,眺望远处碧蓝海水中的独木舟和波涛汹涌里的捕蟹人。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生息、繁衍在这里,拥抱大海,以海为生。他们也是印度古老文明的创始者、奠基人。这次会议增加了我对印度古老文明的感性认识。

2004年我与谭中教授合著的《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一书的英文版由印度一家出版社出版,被“印度文明中心”收入“印度科学、哲学、文化史丛书”。中文版在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20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由季羡林作序,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写祝词,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中编出自我的笔下。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1949年的2000多年间,古老的中国与古老的印度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如此多的来往和交流,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2004年该书英文版首发式在印度举行,为此印度方面邀请我参加,我于2004年12月下旬第三次踏入印度国门。2004年12月25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新书首发式,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前总统纳拉亚南前来出席,为我和谭中教授颁赠新书,当我从他手中接过新书时,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耿引曾

我在20岁时为印度总理献花,70岁时又受印度前总统颁赠自己的新著,我只为中印友好尽了一点绵薄之力,竟获得这么多荣誉,这只能说明中国和印度悠久的文化交流传统传承有人,也是我与印度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